首联先写眼前近景：麦积山寺剩下不多的僧人；再写野眺远景：麦积山的形状和曲折盘旋的小道。由近及远，天然工巧，十分精绝。
领联一个“眠”，出了麝香鸟的疲倦；一个“啄”，出了鹦鹉的贪馋。此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色彩明丽。虽值秋季，但字里行间跃动着春天的旋律，给人心理上一种愉悦的美感。
首联和领联描述了战乱对山寺的影响。僧人或参战，或逃跑，已所剩无几。而麝香、鹦鹉却怡然自得，不知人间变故。
颈联写游人登上麦积山，要通过山峡上纵横流淌的涓涓溪流。“悬崖”句，仇兆鳌引《玉堂闲话》云：“麦积山，梯空架险而上，其间千房万室，悬空蹑虚，即‘悬崖置屋牢’也。”这两句写出了麦积山的险峻和诗人的兴致。
尾联接近傍晚，诗人登上了麦积山，看到了山顶上重重叠叠的楼阁台榭，山寺的长老就住在那里。凭槛远眺，那百里远的景物尽收眼底。
这首五言律诗，每句都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可谓“诗中有画”。综览全诗，不但格调清新，对仗工整，而且描摹景物近景远景相互配合，使全诗的意境明丽悠远，读之令人赏心悦目。这首诗的宝贵不只在为我们展现了极为优美的如画山水，更宝贵的是为后人记录了当时在秦地数量很多的麝和鹦鹉的事实。麝因有珍贵的麝香，鹦鹉因美丽而能学人言，长期遭致滥捕滥杀，在这一地区相继灭绝了。高远得接近仙境的寺庙尚且如此，战乱对社会的破坏就更难以言表了。
这首诗看似平淡无奇，实刚融游仙、忧生、饮酒、纵情为一体，意蕴丰富，耐人寻味。
诗的前四句，追思仙人，提出疑问。诗人开篇便从古时仙人、仙境起笔，首先创造出迷离缥缈的意境，也凝聚着诗人一生求仙的曲折历程和复杂心态。首二句仙人、仙境相应，山海对举，“栖”、“入”二动词镶嵌句中，造成神妙飘逸的意境，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景仰、追思的情感。后两句则转入疑问，这是经过一系列的艰苦探索之后的反思绪果，疑问中透露出诗人迷惘、惆怅的复杂心态。
中间四句，感叹时光倏忽，人生易老。这里，诗人为强调人生变化之迅速，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浮生”两句中，“流电”的意象与“浮”、“速、‘倏忽”等词语的交互作用，就凸现出其人生短促的意识。”天地”两句又以永存的天地为反衬，来强化其人命不常的意识，揭示出时间的无限、宇宙的永恒与人生有限、容颜易改的矛盾，倾泻出诗人欲有为而不得，欲超脱而不能的内心矛盾与苦闷，流露出迷惘、倜怅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
结尾两句，紧扣诗题，揭出主旨。诗人在仙境、人生皆令人幻灭、绝望的情境中，忽辟奇境，面对酒杯而产生种种联想，在欲饮未饮的心灵搏斗中，以尾句中反诘的语气透漏出他欲超脱而不能的复杂心态，也表达出更高远的精神追求。
总体来说，这首诗以诗人内心情感流向变化来结构全诗。起笔是对古仙人思慕的情感基调，继而转入对仙人不复现的失望，对求仙追求的疑虑与怅惘。然后由上而下转入对人世时光易逝的忧虑，对容颜日改的无可奈何，表达出一种失落、灰心和幻灭的情绪。至此，诗人的感情潮水已退入最低谷，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这时，诗人又以超然挥洒的笔触，突然推开去，独辟蹊径，以面对酒杯的联想、发问，表达了“含情”有待的高远精神追求，从而创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这就形成了全诗看似漫不经心、跳荡不羁，实则整然有序，浑然天成的艺术结构，显示出这首诗“飘逸”的风格。
古人习以钱塘江北岸山称吴山，南岸山称越山，这是因为钱塘江曾为春秋时吴、越两国国界的缘故。元曲家汪元亨即有“怕青山两岸分吴越”（《醉太平·警世》）语。
此曲起首即以吴山越山对举，点出“山下水”即钱塘江的咏写对象，而着一“总是凄凉意”的断语。一个“总”字，将“吴”、“越”、“山”、“水”尽行包括，且含有不分时间、无一例外的意味，已为题面的“怀古”蓄势。不直言“钱塘江水”而以“吴山越山山下水”的回互句式出之，也见出了钱塘江夹岸青山、山水萦回的态势。三、四句以工整的对仗，分别从水、山的两个角度写足“凄凉意”。江为动景，亘古长流，故着重从时间上表现所谓的“今古愁”。山为静物，也是历史忠实、可靠的见证，故着重从性质表述，所谓“兴亡泪”。以“雨”字作动词，不仅使凝练的对句增添了新警的韵味，还表明了“泪”的众多，也即是兴亡的纷纭。作者不详述怀古的内容，而全以沉郁浑融的感想代表，显示了在钱塘江浩渺山水中的苍茫心绪。
大处着笔，大言炎炎，一般都较难收束，本篇的结尾却有举重若轻之妙。“沙鸥”是钱塘江上的本地风光，又是闲逸自得和不存机心的象征。“沙鸥笑人闲未得”，“闲”字可同“今古”、“兴亡”对读，说明尽管历史活动不过是“凄凉意”的重复，但人们还是机心不泯、执迷不悟，大至江山社稷，小至功名利禄，争攘不已；又可与“今古愁”、“兴亡泪”对勘，表现出作者对自己怀古伤昔举动的自嘲。此外，从意象上说，“沙鸥笑人”，也正是江面凄凉景象的一种示现。作者对人世的百感交集，终究集聚到这一句上，自然就语重心长，足耐寻味了。
这支小令怀古伤今，把深沉的兴亡之感，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历史变迁，物是人非，而山水如故。在千古不变的山山水水中，融入了深厚的历史感，引发人的感慨和感伤。末句“沙鸥笑人闲未得”，用拟人手法，看似轻松诙谐，含义却颇为丰富，别具深意。自然界的生物是那样悠然自得，而人世间则充满忙碌、竞争、劳顿，最终，一切的一切都将归于历史的陈迹。
李贺以其秾丽的笔触写过一些堪称“艳诗”的诗，如《洛姝真珠》、《恼公》、《夜饮朝眠曲》、《河阳歌》、《花游曲》、《石城晓》、《夜来乐》等等。其中的一些主人公是倡家者流，浓艳之外，略带几分轻佻；另一些是贵妇或名门闺秀，虽然俊俏，但贪图享乐，贵族气相当浓郁。这首诗属于后者，它咏歌的“美人”娇嗔慷懒，却颇有风韵，显得楚楚动人。诗人选择的题材不是美人整个白天或夜晚的生活状况，而是其中的一个片断——梳头。对于一般人来说梳头是件小事，不值得一提；而于美人，却是件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因为头发（包括发式）的美，乃是女性最富特征的方面，梳理头发，关系到能不能充分展示自己美丽的姿色和迷人的风韵。李贺巧妙地选取美人梳头时的情状，以表现她的整体美。
诗分三个部分，开头四句写梳头前的情状：“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沉檀。”西施代指所写美人。此时天色已明，而她还躺在薄薄的罗帐里周游梦乡哩。句中的“晓”字点明时间，晓而未起，见出其“娇慵”。而“寒”字除标明节令是早春外，还暗示她是孤眠。孤枕寒衾，已是无耐，况值春天，尤其难堪。此处透露了“恼”的直接原因。“香鬟”句是梳头的伏笔。睡在床上的她，鬟髻不整，欲坠未坠，散发阵阵清香，就像悬浮在水中的檀香木。此刻有人从井中汲水，那咿咿哑哑的辘轳声传来，把美人惊醒。她睁开惺忪的睡眼，容光焕发，恰似出水芙蓉。
中间八句正面写梳头。梳头要临镜，不然就无法审视自己。这位美人下得床来，首先打开饰着双鸾，像秋水般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明镜，然后解开鬟髻，让头发自然地披散下来。尽管她站立在象床上，那浓密如云、纤细如丝的长发，仍然拖至地面，散发出诱人的浓香。玉钗从长发上滑落下来，几乎没有声响。“无声腻”为“腻无声”之倒装，“腻”指长发柔细而滑，是“无声”的缘由。接着动手梳理，把像乌鸦羽毛那样黑中带碧的长发盘结起来，恢复鬟髻的原择。由于梳得匀，盘得实，映着光线，如同碧丝一般，滑腻得连宝钗也插不稳。可见这位美人在梳理上花了不少功夫。此时她显得既娇美又疲惫：“春风烂漫恼娇慵，十八鬟多无气功。”这略带夸张的笔墨，把主人公此时此刻特有的美充分表现出来。明代的评家丘象升、姚佺激赏此二句。丘就其中的“恼、娇、慵”发表见解说：“三者美人之恒态也。”姚对美人梳头后显得“无气力”作了这样的分析：“虽缘鬟多，亦缘恼，亦缘娇，亦缘慵也。”二人所论极是。“金屋藏阿娇”，阿娇之所以“娇”，就因生活在“金屋”里，锦衣玉食，给宠坏了。娇惯了就喜爱生气，养成了懒散的习性。总而言之，这位美人身上有着浓烈的贵族气。贵族气固然不好，但美貌的少女或少妇带点娇嗔，却也别有风致。其中或者含有美的价值的自我评估，通过心理传导，使观赏者于美感快感之外，产生一种仰慕之情。真正的美理应受到永恒的尊重。
末四句写梳头完毕后的身姿步态：发式秀美大方，无论是鬟是髻，都不偏不倚。“婑（此字应为‘髟’下加‘委’）鬌”，音wǒduǒ，头发美好的样子。此处，头发梳成后的状貌只一笔带过。接着描述她如何曳动云裾，缓缓走下台阶。“踏雁沙”是比喻，形容其步履所至，如大雁行于沙地，显得匀缓从容。然后默默起走向庭院，采摘繁英如雪的樱桃树枝。诗歌结尾与杜甫的《佳人》颇有相似之处。凡是美人都有天生的丽质，这样的“丽质”会在一举一动中表现出来。不过杜甫写的是落拓的佳人，她摘花、采柏的风姿尽管高雅，却带有清苦的况味；李贺笔下的这位美人的身姿步态则搀有优美与傲慢。这些是客观环境影响所致，属于“后天”。
这首诗主要表述行动过程，按照通常写法，当以赋笔为主，诗人却纯用画笔把它表现出来。全诗十六句，句句是画，或者说句句有画，即是像“背人不语向何处”也是一幅无声的画。这位美人的气质、情绪和心性，通过“不语”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