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里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情绪,既有不平,也有伤感;感情深沉,却含而不露,是一首精炼而含蓄的小诗。
前两句完全点出题目。“洛阳”指明地点,紧扣题目的“洛中”,“才子”即指袁拾遗;“江岭作流人”,暗点“不遇”,已经作了“流人”,自然无法相遇了。这两句是对偶句。孟浩然是襄阳人,到了洛阳以后,特意来拜访袁拾遗,足见二人感情之厚。称之为“才子”,暗用潘岳《西征赋》“贾谊洛阳之才子”的典故,以袁拾遗与贾谊相比,说明作者对袁拾遗景仰之深。
“江岭”指大庾岭,过此即是岭南地区,唐代罪人往往流放于此。用“江岭”与“洛阳”相对,用“才子”与“流人”相对,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君主的昏庸。“才子”是难得的,本来应该重用,然而却作了“流人”,由“洛阳”而远放“江岭”,这是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何况这个“流人”又是他的挚友。这两句对比强烈,突现出作者心中的不平。
“闻说梅花早,何如北地春”两句,写得洒脱飘逸,联想自然。大庾岭古时多梅,又因气候温暖,梅花早开。从上句“早”字,见出下句“北地春”中藏一“迟”字。早开的梅花,是特别引人喜爱的。可是流放岭外,比不上留居北地的故乡。此诗由“江岭”而想到早梅,从而表现了对友人的深沉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并没有付诸平直的叙述,而是借用岭外早开的梅花娓娓道出。诗人极言岭上早梅之好,而仍不如北地花开之迟,便有波澜,更见感情的深挚。
全诗四句,贯穿着两个对比。用人对比,从而显示不平;用地对比,从而显示伤感。从写法上看,“闻说梅花早”是纵笔,是一扬,从而逗出洛阳之春。那江岭上的早梅,固然逗人喜爱,但洛阳春日的旖旎风光,更使人留恋,因为它是这位好友的故乡。这就达到了由纵而收、由扬而抑的目的。结尾一个诘问句,使得作者的真意更加鲜明,语气更加有力,伤感的情绪也更加浓厚。
词的上片写一个侍女对贵妇人未眠的误会与发现。“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是说一个侍女动了一下梳妆用的镜匣,想故意惊醒睡着的女主人。可能侍女未获主人同意不便离开,但久候不耐烦,误以为人已睡着,有意发出响声,装做提醒主人梳妆的样子而惊醒她。“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意谓:哪知道主人本未睡着,而是背过面去躺在那里暗暗地落泪。
下片直接写贵妇人未眠的情态和原因。“懒卸知凰钗,羞入鸳鸯被。”说女主人懒得摘除头上的知凰钗就躺在床上了,看到被子上绣着鸳鸯而羞于睡进被子里。知凰钗是做成知凰形的钗子,鸳鸯被即绣上鸳鸯的被子。女主人是位贵妇人,未卸妆而卧是情绪不好。见被上鸳鸯成双,而自己却孤单一人,相形之下不觉害羞。这正暗示出其丈夫不与同居,是其孤独难眠的原因。“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说这时又见到油灯将尽,带着烟掉下一些火星。金穗,指灯芯结成的灯花,像金黄色麦穗。结的过长,掉下成为火星。这是写残夜之景。妇人虽已就寝,但依旧未入眠,可能前一夜是残灯下孤眠的,这一夜此时又一次见到残灯,见到灯花落下。这暗示等待丈夫同寝的希望又一次破灭。其相思之苦,读者自可理解。
这首词构思精密细致。从头二句写误以为入睡,到三四句写发现未眠,是个转折。五六句进一步写未眠的样子及原因。末二句更进一步写失眠之苦。描写步步深入,女主人孤眠之难,相思之深,也层层揭示。写侍女的动作与女主人懒卸妆有内在因果关系,因为主人懒卸妆,才有侍女动妆奁。前后安排,很有逻辑性。这首词描写贵妇人既恃贵娇懒,又相思害羞的心理十分细致。选用偷、懒、羞等形容妇人这种心理,极为精确。末二句以写景作结,耐人品味。表现了作者较高的艺术匠心。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