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
这首《摸鱼儿》,是晁补之的代表作。此词不仅描写了东山“归去来园”的园中景色,还叹恨自己为功名而耽误了隐居生涯。其主旨是表示对官场生活的厌弃,对美好的田园生活的向往。
上片写景,描绘出一幅冲淡平和,闲适宁静的风景画,表现了归隐的乐趣:陂塘杨柳,野趣天成,仿佛淮水两岸,湘江之滨的青山绿水。东皋新雨,草木葱茏,山间溪水的涨痕清晰可辨,沙州上聚集着白江、鸥鸟,一片静穆明净的景色。然而最令人神往的,莫过于满山明月映照着溪流,将那一川溪水与点点沙洲裹上了一层银装。以“一川”形容夜月,可见月色朗洁,清辉遍照。“光流渚”三字则将宁谧的月色写得流动活跃,水与月浑然一体,那滔滔汩汩流动着的,难以辩识那是溪水还是月光:完全是一幅动静谐和的山中月夜图。面对着此景,词人翩然起舞。池塘四周,绿草如茵,偌大的世界好像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尽情地领略这池塘月色,酒尽了还不忍离开。词之上片,寓情于景,表现了归隐的乐趣。绘色绘影的描写中,可见到作者“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的高超艺术表现力。词中用了由大及细,由抽象到具体的写法,先说园内景色如淮岸湘浦,是大处落墨,总述全貌;接着写雨至水涨,鸥江悠闲,是水边常见景物,但已见其明丽清幽;最后以“堪爱处”、“最好是”引出野居幽栖的最佳景象。
下片即景抒情,以议论出之,表现了厌弃官场、激流勇退的情怀。词人直陈胸臆,以为作官拘束,不值得留恋,儒冠误身,功名亦难久恃,这一句是从杜甫《奉赠韦左丞丈》“儒冠多误身”句化出。他深感今是昨非,对自己曾跻身官场、虚掷时日表示后悔。词人开函对镜,已是白发种种,益见功名如过眼云烟,终为泡影。末句说显赫如班超,也只能长期身居西域,到了暮年才得还乡。作者通过此句来表现厌弃官场、激流勇退的情怀。
作者对于“功名浪语”“儒冠曾把身误”,有着切身的感受,并非一般的激愤之词。所以,是不能把这首词简单地归结为“有强烈的消极退隐思想”之列的。
此词一反传统词家所谓“词须宛转绵丽”的常规,慷慨磊落,直抒胸臆,辞气充沛,感情爽豁,词境开阔,颇富豁达清旷的情趣,与作者的恩师苏东坡在词风上一脉相承,并对辛弃疾的词作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