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傲霜雹，盘薄风烟。
朝菌焉识，楚蓂讵肩。
耸柯擢干，终古苍然。
凌傲霜雹，盘薄风烟。
朝菌焉识，楚蓂讵肩。
耸柯擢干，终古苍然。
这首诗深层写出岩壑的清与幽。时间集中为傍晚（前一首则为从早到晚）。暮色苍茫之间，白云映绿水，清音响幽谷，余霞散彩，宿阴遮窗。花、草、树、石相互萦绕，相互依凭。由此生发出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他独坐山斋，如东汉时期陈藩设榻款待徐孺子那般，殷勤地盼望薛道衡来此作客。但薛道衡不来，他只好鸣琴思客了。末尾二句，无穷感喟，大有非薛道衡便无人可以理解他的“无闷”（即与世无争）的情怀一般。
这组诗遣辞命句非常考究，对仗工细精巧，如“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日出远岫明，鸟散空林寂”“涧户散馀彩，山窗凝宿阴。花草共萦映，树石相陵临”等句，可分明看出受到南朝诗的影响，如谢灵运、王融、吴均等人的写景作品，不难看出杨素和他们的联系，当然，杨素的诗句也有空寂旷怀的意境特色。
诗篇抒写壮志难酬、罢职闲居的感慨。诗的前四句用“黄鹄”事起兴，写闲居情况。后四句写闲居心情，以仰慕李广与要离明志。这首诗对仗工整，呼应自然，典故的引用使语意达观、含蓄。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的结尾说：“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以“哀鸣”无“所投”的黄鹄自比；以“各有稻粱谋”的“随阳雁”比胸无大志、只谋衣食的常人，感慨自己因怀抱大志而遭遇饥寒。陆游在诗的起联，即运用杜诗作典故，抒发和杜甫同样的感慨。杜诗说黄鹄“何所投”，此诗不明说自己罢职后所受饥寒的威胁，只用“黄鹄”的“未免饥”作比兴，倒过来用“自笑”“欲何之”扣住“此身”。语意达观、含蓄，但处境的艰难可知。诗人一贯想为国驰驱，收复失地，以“英雄”自命，现在却被迫“闭门种菜”，命运可能要他“老”于这种境遇之中，不免引起他的愤慨。颔联起句，却以闲淡语出之。对句用《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家，不受重视，弹铗而歌“食无鱼”的故事，以自嘲富贵难求。这句表面说“思鱼”和叹“富贵迟”，实际上是表现对富贵并不强求。这两句也写得含蓄，但愤慨与达观之情并见。“黄鹄”句可与同期《遣兴》的“鹤料无多又扫空”句参看，“种菜”句可与同期《归耕》的“有圃免烦官送菜”句参看。
颈联以仰慕李广与要离明志。诗说要“入山随李广”，指李广罢居南山射猎事。“穿冢近要离”，则表示死后墓地也要与要离为邻。诗人对这两个失败英雄，常常形诸吟咏，如《躬耕》写“无复短衣随李广”，《江楼醉中作》写“生希李广名飞将”，《言怀》写“愿乞一棺地，葬近要离坟”，《感兴》写“起坟仍要近要离”，这是诗人意识到自己的悲剧遭遇与悲剧性格的表现。这一联诗也是慷慨辛酸，兼而有之。结联说要对月“强醉”，以解“过悲”之情；但一“强”字，一“过”字，更增辛酸之感。
诗从闲淡到慷慨到辛酸。情境可悲，而意气犹豪，不失陆游诗的特色。至于对仗与呼应的灵活自然，尤其是他的长技。
意境赏析
在古典诗歌中，思亲怀友是常见的题材，这类作品要力避平庸，不落俗套，单凭作者生活体验是不够的，还必须在表现手法上匠心独运。杜甫正是在对这类常见题材的处理中，显出了他的大家本色。
这首诗首联即突兀不平。题目是“月夜”，作者却不从月夜写起，而是首先描绘了一幅边塞秋天的图景：“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路断行人，写出所见；戍鼓雁声，写出所闻。耳目所及皆是一片凄凉景象。沉重单调的更鼓和天边孤雁的叫声不仅没有带来一丝活气，反而使本来就荒凉不堪的边塞显得更加冷落沉寂。“断人行”点明社会环境，说明战事仍然频繁、激烈，道路为之阻隔。两句诗渲染了浓重悲凉的气氛，这就是“月夜”的背景。
颔联点题。“露从今夜白”，既写景，也点明时令。那是在白露节的夜晚，清露盈盈，令人顿生寒意。“月是故乡明”，也是写景，却与上句略有不同。作者所写的不完全是客观实景，而是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明明是普天之下共一轮明月，本无差别，偏要说故乡的月亮最明；明明是作者自己的心理幻觉，偏要说得那么肯定，不容质疑。然而，这种以幻作真的手法却并不使人觉得于情理不合，这是因为它极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微妙的心理，突出了对故乡的感怀。这两句在炼句上也很见功力，它要说的不过是“今夜露白”，“故乡月明”，只是将词序这么一换，语气便分外矫健有力。所以王得臣说：“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则语健而体峻，意亦深稳。”（《麈史》）读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杜甫化平凡为神奇的本领。
以上四句信手挥写，若不经意，看似与忆弟无关，其实不然。不仅望月怀乡写出“忆”，就是闻戍鼓，听雁声，见寒露，也无不使作者感物伤怀，引起思念之情。所以是字字忆弟，句句有情。
诗由望月转入抒情，过渡十分自然。月光常会引人遐想，更容易勾起思乡之念。诗人今遭逢离乱，又在这清冷的月夜，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他的绵绵愁思中夹杂着生离死别的焦虑不安，语气也分外沉痛。“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上句说弟兄离散，天各一方；下句说家已不存，生死难卜，写得伤心折肠，感人至深。这两句诗也概括了安史之乱中人民饱经忧患丧乱的普遍遭遇。
尾联紧承五、六两句进一步抒发内心的忧虑之情。亲人们四处流散，平时寄书老是不能送到，更何况战乱频繁还没有停止，生死茫茫当更难逆料。含蓄蕴藉，一结无限深情。读了这首诗，我们便不难明白杜甫为什么能够写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那样凝炼警策的诗句来。深刻的生活体验是艺术创作最深厚的源泉。
结构分析
全诗层次井然，首尾照应，承转圆熟，结构严谨。“未休兵”则“断人行”，望月则“忆舍弟”，“无家”则“寄书不达”，人“分散”则“死生”不明，一句一转，一气呵成。
思想感情
在安史之乱中，杜甫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既怀家愁，又忧国难，真是感慨万端。稍一触动，千头万绪便一齐从笔底流出，所以把常见的怀乡思亲的题材写得如此凄楚哀感，沉郁顿挫。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是杨万里写的山溪的组诗。这不仅是一幅幅奇妙的山水画，而且也是作者的行迹图，大抵是从乐平入弋阳，过芙蓉渡，晨炊横塘，午憩马家店，再至松源。
这首诗表面是写溪水性情，实际是借物抒情，表达作者对自由的追求。溪水像奔马一般，自由自在地向东急驰，生命得以活跃，多么惬意神爽。不料像奔驰的骏马被勒住马缰一样，“前山”硬逼溪水向西彻底改变方向，横杀志向，使得一向性情温柔的溪水发怒。
此时急声变成了怒吼，反抗之情跃然纸上。溪水要求急速放开束缚，山却横阻无情，几经斗争，水速减慢了。这缓慢的水声像是发出不被理解的悲叹。作者抓住水速的急缓，抒写自己向往自由的情怀，独出机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