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物虽仪，洁诚惟己。
有来振振，相我熙事。
载酌陶匏，以成毖祀。
备物虽仪，洁诚惟己。
有来振振，相我熙事。
载酌陶匏，以成毖祀。
全诗围绕“满”字而展开，前两句先描写日长风暖，柳色青青，北雁南飞，消失在远方的景色；后两句以洞庭湖上传来阵阵笛声，抒发诗人的旅愁。全诗取景微妙，格调高远，音律谐和。
诗的一、二句“日长风暖柳青青，北雁归飞入窅冥。”都写眼前景，关合诗题“春望”。首句写岳州之春，“日长风暖”正是雁群北飞的天气，“柳青青”又开始了折枝惜别、吹笛伤行的时节。这句看来总写春景之美，自然浑成，却又对下边景物的出现起到挈绪分缕的作用。至于诗人的意兴如何，单从这句自然风光的美感是难以捉摸的，因为诗人是“南迁"之客，春和景明反而会生愁惹恨。“北雁归飞”，诗人望断归雁，却还站在那里凝想。至此才可略知诗人的“西亭春望”乃是黯然销魂的“春望”。这里，自由高翔的归雁和沦落久羁的诗人形成了两个鲜明对照的形象。
第三句“岳阳城上闻吹笛”更宕出新境，把诗人的羁愁抒发到又一高度。古人笛曲中有离别之歌，而惜别之情又洋溢于折杨柳歌的笛声。全诗首句既以“柳青青”为“闻笛”作了环境的铺垫，岳阳城头的笛声当也是折柳之曲。末句的‘‘春心”就是倦客伤春之情。“满洞庭”一语使抽象的心绪被物化而得到生动的表现，无论理解为此情伴随着笛声飞扬飘散于烟波浩渺之中，还是想象为客愁恰似春涨的湖水游漫洞庭，都能得其情致。巴陵洞庭，“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用“满”字其实还概括了这个典型环境中许多“沦落人”的共鸣。让读者看到了封建时代宦海浮沉的知识分子形象和他们见柳伤情、望雁断魂、闻笛怆怀的共同心态。所有这些都寄托于富有特征性的景物，而以绵密的章法，自然组合，一气呵成，艺术上也是高明的。
全诗虽是写景，但层层深入，宛转地表达了诗人的春望之心。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围绕送友还乡，层层深入，娓娓道来。诗人对綦毋潜参加科举考试落第一事反复地进行慰勉，鼓励友人不要灰心懊丧，落第只是暂时的失意，要相信世上还会有知音，如今政治清明，有才能的人最终是不会受埋没的，表达了对朋友怀才不遇的同情和劝慰，写得委婉尽致。
开头四句言当今正是太平盛世，人们不再隐居，而是纷纷出山应考，走向仕途。“圣代”一词充满了对李唐王朝的由衷信赖和希望。“尽来归”，是出仕不久、意气风发的诗人对天下举子投身科考的鼓励，规劝綦毋潜不发归隐，而要振作精神，树立信心，争取再考。五、六句是对綦毋潜的安慰：尽管这一次未能中第入仕，但选择科举之路是没有错的，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希望的。七至十句是劝綦毋潜暂回家去。“度寒食”“缝春衣”，是从时令上提醒对方，含有关切之情。“江淮”“京洛”，从路线的选择上提出建议，含有送别之意。“置酒”相送、“同心”相勉，足见诗人对綦毋潜的深情厚意与殷殷期望。十一至十四句设想对方回乡的快捷与沿途风光，给人以温暖之感，意在安慰对方，不要背上落第的包袱，要开心起来。最后两句规劝对方，这次落第只是自己的才华恰好未被主考官赏识，切不要因此怪罪于开明的“圣代”，不要怨天尤人，切莫以为朝中赏识英才的人稀少。这一恳切安慰之辞很能温暖人心，激励綦毋潜继续仕进。
这一首送别诗不仅写出了对朋友的关心、理解、慰勉与鼓励，也表现出诗人积极入世的思想。全诗感情真挚而亲切，诗人为友人的落第而惋惜，对友人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全诗的格调并不流于感伤，相反显得奋发昂扬。这样的送别诗自然会给友人以慰藉和鼓舞。读这样一首送别诗，会让人有一波感动，有一份温暖，不仅被诗人对朋友的谆谆告别语所感动，更被诗人对朋友的殷殷慰勉情所温暖。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