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昂(即位前名李涵)在位十四年。他登基后宦官一直专权,甘露事变后他更是失去了人身自由,一生软弱,郁郁而终。他工于五言,诗风清俊有骨气。这和他的性格似乎不大一样。也许李涵本人也不是糊涂昏庸之辈,不过是唐王朝末期国家颓败的气数使他没有更大的作为罢了。
对于宫廷除了皇帝没有谁更有发言权了。这是一首先写景转而直抒胸臆的诗。
从诗的内容上看,这首作品应该写于甘露事变之后。路边的秋草和上林苑里的繁花相比,既不美丽,又不茂盛,只是平平凡凡的野草,而且这秋草是不起眼,没有人注意的道边草罢了。秋风一过,秋草只能随风而倒,全没有坚定自主的力量。所以看似在写宫中的一般气象,实际也说明了文宗只是个傀儡而已。后面的诗句里就带着骨气了,他宁愿凭高无限意的生活下去,而不稀罕整日复同侍臣的虚假君主生活。
就算御花园是天下最美的花园,但是文宗皇帝是不贪图这将要凋零的美丽的,他心中的理想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登上统治者的高位,而不是做一棵依附于宦官的墙头草。王室的后代能有这样的理想,也算难能可贵了。唐代末期混乱的局势下,李姓王室已经处于了衰颓中。诗的开头说辇路上长起了秋草,这是不应该的,宫人连起码的除草工作都不认真对待了,可见王室的没落程度。这时候的文宗皇帝可能只有说说心中理想的权力了,要真的振兴唐王朝似乎仅是空想了。文宗远大的理想可贵在还没有忘记昔日先人打下的江山,但是这只能被理解为文宗身上有着贵族的骨气,他一个人是不能实现如此艰巨的目标的。其实他就是一个空想家。
他的心理后人是应该理解的,长期受人摆布,连人身自由都成问题的文宗皇帝很难抒发自己的苦闷。这首作品的立意还是有它的高明之处的。文字上抓住了宫廷的特点,像上林苑、辇道、侍臣,都是宫廷特有的。宫中题,表现在环境上,也是宫中人生活的写照。
宫廷除了它应有的繁华,热闹,也有许多神秘的黑暗面。书籍里也曾记载了许多宫廷中阴险复杂的倾轧,宫廷斗争历来是最危险的斗争,连皇帝本人都深陷这种漩涡的时候,一个王朝就处于深深的危机当中了。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故乡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