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礼赞梅花的词作。
词的上片赞颂梅花的迷人之姿。首句入笔捉题，直截了当地写梅花“两岸月桥花半吐。”溪水岸边小桥两端的梅花已经绽蕾半开。紧接着直接写梅花半吐的风韵和游人对梅花的迷恋。那半开的梅花通体红透，香气四溢。“肌香”二字以美人暗喻梅花香气袭人冰肌玉骨的娇姿。正是梅花这绝代风彩，才使游人不知不觉中为其所吸引。一个“暗”字、一个“误”字把游人情不自禁的迷恋梅花的神态写足。以下二句“尽道武陵溪上路，不知迷入江南去”用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武陵渔人误入桃源、忘情迷途的典故，反衬江南梅花的迷人风姿。此二句是说人人尽说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的武陵溪畔桃花林的美丽，却不知这梅花半吐的江南风景的迷人。对比之下，更突出这江南桥畔梅花的美丽，表现了主人公爱梅的情感。
如果说上片从色艳香浓的外部面貌来礼赞梅花的话，那么，下片则是从凌霜傲雪的内在品质来颂扬梅花。 过片“先自冰霜真态度”一句，赞扬梅花凌寒独放的坚强品格。“争先”二字突出梅花不畏严寒霜雪的精神，“态度”即姿态品格。紧接着词人用一设问：“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意思是：“梅花为何在冰霜严寒之中用胭脂般的红艳去点染枝头？莫非是司春之神嫌冬天百花凋零，色彩过于单调之故？”东君即司春之神。这一设问实质上旨在突出梅花凌霜傲雪的高风亮节，颂扬它给人们带来春的消息。煞尾句“问花花又娇无语”再度褒扬那娇艳的梅花，毫不炫耀自己，默默地装点人间春色。
古之人咏梅词极多，但大多从其冷艳着眼，抒发词人寂寞的情感。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姜夔的《暗香》、《疏影》等等。在他们的笔下，梅花是一个“寂寞开无主”、“此花幽独”的孤芳自赏的形象。而真德秀却能别出蹊径，一扫大多咏梅词人失意孤寂的怨艾，对梅花绰约迷人的风韵作了热情的描摹，对梅花凌霜傲雪的品格作了全面的褒扬。词的氛围热烈，格调高亢。词人真德秀幼即聪慧异常，四岁诵书，过目成诵。十五丧父，依赖寡母力贫教养，又得同郡人相助，才得以入学中举。宋理宗时官历泉州、福州知府，入为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他为人正直，凡是做官所到的地方，皆布惠政，廉声卓著。其学以朱熹为宗，提倡正学，与权奸韩侂胄伪学对抗，使正学得以复明。古代有诗品即人品的说法，由于作者艰苦修身进学、勤政为民、正直不阿的身世和为人，他对梅花的高风亮节进行满腔热情的礼赞，作品也显现出积极亢奋、开朗明快的格调。
此诗前二句勾勒出思妇的形象，让读者从美的装扮想象出美的人；接着二句设问过渡，巧妙地将笔触从采莲女转向采莲女的怀人；之后二句暗示采莲女的丈夫在遥远的边地，二人音息难通；最后二句直接抒情，写采莲女盼望夫君早日归来。
此诗首先以第三者的眼光描绘采莲女，继开头纯客观的描写以描写与之直接对话，使“旁观者”的身份转变为直接参与者的身份。其中，首二句只写采莲女的穿着打扮而不作肖像描绘，于描写穿着中点出其身处的地点，使一个可爱女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接着二句以设问的形式作为过渡，转而采用与采莲女亲切对话的形式：前句是用一个假设中的人物的问话，后句则采莲女的回答。紧接着的“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因缘。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四句又改用第一人称来描写，直接从采莲女的角度抒发情感，是主人公思“君”心境的自我剖露。其中，“辽西”与“江南”的对比突出了采莲女与“君”地理上相隔之遥远；“欲寄”则透出采莲女难以言说的一往深情。
全诗短小厚实，纯用白描手法，重在抒情，从不同角度着笔，描写角度虽几经改换，表现了多次顿挫，却极为自然，毫不生硬，显示了曲折多变的艺术手法，而采莲女的情感完全由眼前景、手中物触发，情由景生，触景生情，情意绵绵，意味深长，双关手法的采用更使得诗中表现的情感显得深沉、含蓄、细腻。
从此诗所表达的情绪与景物看，此诗应该作于安史之乱以后，贬低遍地烽火一片狼籍，不象是此前所作，没有那样的景遇。但是，安史之乱以后，李白已经到了江南，在江西九江一带。李白的子女却阻隔在曲阜那一带，因为当时李白的田地在那里。
所以，很难断定此诗的创作时间，难道又是李白梦游？帝图终冥没：难道指安禄山的失败？那李白叹息的是唐玄宗引起的巨乱？没有早听他的预言？
这首《好了歌注》是对《好了歌》所表达的思想进一步具体、生动的阐发。它形象地刻画出封建统治崩溃前夕的种种衰败景象：满床的朝笏玉板不见了，只剩下空荡零落的厅堂；歌舞场长满了衰草枯杨；画栋雕杨结满了蜘蛛网；公子变成了乞丐，小姐流落为妓女；达官贵人扛上了枷锁，酸儒新贵反倒穿上了紫蟒。这个下台那个又登场，真是可笑而又荒唐。这就是所谓“‘了’（断绝俗缘）便是‘好’（得到解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的好景已到末日，统治者之间一切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崩溃，政治上的没落，道德上的败坏，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严峻现实。作者用“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嘲讽这一阶级在垂死前权势利欲争夺的可笑。作者在歌中所揭露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和种种危机，以及他对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持的否定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现实的出路，所以这里所宣扬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就包含有浓厚的虚无厌世和宗教色彩，我们对它要有正确的认识。这些消极因素曾被新、旧红学家所扩大渲染，用以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这也是应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