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