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羁旅悲秋的词，上片写途中景色，下片写自家心情。口气略带自嘲自讽，但实际上感情是严肃的，态度是认真的。
“霜落千林木叶丹。远山如在有无间”与《浣溪沙·路转峰回出画塘》的“一山枫叶背斜阳”相似，都是写秋日远山红叶的美丽景色。只不过“霜落千林”比“一山枫叶”显得更为寒冷萧飒一些。“经秋何事亦孱颜”的“经秋”，说明此时已不是初秋而到了暮秋时候；“孱颜”，通“巉岩”，就是险峻的山岩，而险峻的山岩一般都是陡峭嶙峋，缺乏秀润的。暮秋霜降的时候，山上的树叶都凋落了，那一山红叶的的美丽景色也随之消失，山变得瘦骨嶙峋，一点儿也没有以前那种秀润丰满或隐约朦胧的样子了。句中的“亦”字，说明“孱颜”所形容的不止是山而还包括了其他东西，比如说——旅途中那个孤独憔悴的人 。
因此，接下来的“且向田家拚泥饮，聊从卜肆憩征鞍”就说到游子了。这两句，虽然只是写游子在旅途中的消遣，但他的用词和口吻很容易令人想到一些历史的“出处”。首先，到田家去喝酒而且是“泥饮”，正如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杜甫是一个渴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可是当他数落蜀中的时候，也曾结交了一些“田夫野老”的朋友，所谓“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旧唐书·文苑传》）。田夫野老也许没有文化，不会吟诗，但他们质朴坦荡，待人热诚，不似官场的虚伪冷淡。对于做客他乡寄人篱下的游子来说，这种质朴的友情是弥足珍贵的。所以“且向田家拚泥饮”就不仅仅是到老乡家喝酒，同时还令人想到羁旅游子对质朴坦荡友情与安慰之寻求和向往。其次，卜肆是卖卦问卜的地方，常常出现在屈原的作品之中。在《离骚》中，屈原请灵氛和巫咸为他占卜前途，那两位一个劝他去国远逝，一个劝他慢慢等待，但这都不是屈原所能接受的。屈原已经下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他的问卜，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拿不定主意才去向卜者请教，而是一种对天道不公的困惑和怨愤。人在悲愤之极的时候便是要呼天，然而，“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伯夷列传》语）同样，当古人提到问卜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去算卦，有时候就暗含这种对天意的质问和责难。
这两句说话的口吻，体现出文后的深意。到田家去豪饮一番本来是很快乐的事，却用了“泥饮”，而且还是“拚”泥饮。使用了“拚”表达出要豁出去一醉方休，却又用了“且向”二字作为转折。表达出了一种很曲折很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总是指向的就是“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寻求友谊是快乐的，理想失落是悲哀的。对作者来说，寻求友谊的快乐并不能抵消理想失落的悲哀。“聊从卜肆憩征鞍”的“聊”，也有“姑且”或“无可无不可”的意思。看到路旁有个卜肆，就无可无不可地下马向那里走过去，不是虔诚地去求卜问卦，也许只是以算卦为借口到那个地方歇歇脚而已。这两句的口气互相呼应，引人联想。
结尾一句“只应游戏在尘寰”，古来有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如张元干《八声甘州》的“何妨游戏，莫问栖迟”；吕渭老《水调歌头》的“偶逢游戏到人间”；刘克庄《贺新郎》的“且伴我，人间游戏”，那都是表现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但王国维对人生的态度是严肃的，并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生逢民族灾难接连不断的清王朝末世，又由于身负养家糊口的重担而不得不长年累月的奔走四方羁旅他乡，但是他有理想，有热肠，而且异常执着，不肯放弃。当他说“只应游戏在尘寰”时，已绝不是单纯的自我安慰与排解，而是凝聚着内心深处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全部困惑和悲愤。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人有亡斧者》讲述的 从前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儿子偷去了，他看到那人走路的样子，是偷斧子的；看那人脸上的神色，是偷斧子的；听他的言谈话语，是偷斧子的；一举一动，没有一样不像偷斧子的人。不久，他挖掘那山谷（土地时）却找到了自己的斧子。第二天又看见他邻居的儿子，就觉得他行为、表情、动作，都不像偷斧子的人。
这则寓言说明，主观成见，是认识客观真理的障碍。当人以成见去观察世界时，必然歪曲原来客观事物的原貌。准确的判断来源于对客观事实的调查，而不是主观的猜想。
不要多疑，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摆正自己的心态。
不要随便猜疑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