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有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即今山西临汾、永济、夏县一带。悠悠五千年大中国，最古老的三大君王，他们统统崛起于原始农耕社会地肥水美的所在，山西的晋南地区。
相传，尧主政五十年，乃微服私访于康衢[qú]，听到儿童唱歌，甚为高兴，归来后就禅让天下于舜。又据《帝王世纪》载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击壤”，是一种互击瓦块为乐的游戏。“康衢”与击壤老人所唱处，大约均在今临汾市尧都区一带。而这两首主题截然不同的民谣《康衢歌》《击壤歌》，就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最早的诗篇。
这首诗是诗人老年归隐九华山后即兴所作的一首不同于他以往风格的诗篇。此诗运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溪流表达了诗人随遇而安，独乐其乐的闲适心情和隐逸之乐。
“山雨溪风卷钓丝”，句中隐含一个因果关系：因为有“山雨溪风”，所以“卷钓丝”了。稍有垂钓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下的是小雨，刮的是柔风，反而更能刺激钓鱼人的兴趣，更容易钓到鱼，给垂钓活动蒙上一层朦胧的诗意，古诗“斜风细雨不须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雨疾风狂才足以让钓者收竿停钓。诗人大概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吧，无奈天公不作美，才有“卷钓丝”的无奈。
从诗句上也看不出来，也许是诗人有意忽略季节特点，表明自己一年四季都垂钓溪上，季节并不是他强调的重点。诗人的着眼点在于：用垂钓这一表示隐逸的传统话题昭示自己的生活状态――隐居。诗人晚年奔走无门，不得不回到家乡九华山过清苦的隐居生活。也许生活艰难，垂钓还有维持生计的意思，鱼可作为吃食的一点补充。又因雨大风急，连这点小小的心愿都不能实现，诗人心里该有几分酸楚吧。
“瓦瓯蓬底独酌时”与上句互为因果：“卷钓丝”是“因”，“独酌时”是“果”。按照常理，收竿了，应该划船回家了，但诗人却没有，而是躲进船里，面对风雨迷茫，倒出瓦罐中的酒自斟自饮起来，或许诗人是想等雨稍稍小一点儿再继续垂钓；也可能是因为“山雨溪风”，正好有了过酒瘾的借口，诗人才有机会喝一杯。然而，透过画面的情景和气氛，这种闲适自乐的背后，却似乎隐藏着溪上人内心的无可奈何的情绪。
“醉来睡着无人唤”，让小舟在山溪中任意飘流，看来潇洒旷达，实在也太孤寂，有点看透世情、游戏人生的意味。
“流到前溪也不知”又和“醉来睡着无人唤”构成因果。因为醉了，睡着了，才不知不觉被船儿载到了前溪。此时诗人醒了，还有一点懵懂，仔细一看，才发现自己到前溪了。这里似乎透露出诗人一刹那的欣喜，人隐逸的日子很清苦，难得有欢乐的时候，即便像睡一个好觉这样微不足道的乐趣恐怕都少之又少吧，所以印象深刻，作诗述之。
诗人身处暗世，壮志难酬，他的《自叙》诗写道：“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老来奔走无门，回到家乡九华山，过着清苦的隐逸生活。《溪兴》中所描写的这个遗身世外的溪上人，当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首联“地胜遗尘事，身闲念岁华。”“遗”字极佳，与诗题“自遣”相互呼应，与下文中的“念”字形成掎角之势，暗寓诗人面对春秋代序，生发出迟暮之感的喟叹。
颔联与颈联主要描写春日的宁静之美。神秘的夜幕下，万籁俱寂的大自然宁静却不死寂，它有泉声、风声，亦有月光的流动，它与白日一样蕴含着无限的生机。“任”字有气韵，一写听任自然之妙，二写诗人的萧散和闲适。
尾联“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陶然幽居“恃琴酒”，可以暂时忘却红尘俗事。“忘却在山家”，表面上看，诗人摆脱了世事纷乱，从而内心从容、恬静、舒适、安详。
这首诗层次分明，围绕诗题层层展开。诗中虽处处见隐者风貌，然诗题中“自遣”二字却暴露出诗人并非甘心情愿地置身红尘之外，景物的幽静更彰显心境的苍凉。竹影风声，月夜花香，幽泉潺潺，径斜苔荒，在幽境与琴酒间颇有悠然自得之趣。但因“地胜”而暂忘“尘事”，因“琴酒”而“陶然”山家，这种“自遣”是所谓举杯浇愁，并非真能超然物外。
此诗描写战争场面，抒发时事感慨，充满浩然正气。在艺术表现上，全诗熔议论、叙事、写景、抒情为一炉；五联十句，一气呵成，构思精缜、语言凝炼；中间三联六句，对仗工整，音韵铿锵。
全诗分三层。首联一层：“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诗人刚刚经历了南征北战，结束了群雄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如今凯旋班师，面对着刚刚得到统一的大好河山，想起此前战争的艰辛，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不禁手抚腰间的长剑慨然长叹。由于前线将士的流血牺牲，赢得统一局面，使人民过上安定生活。这一切都是为了“济世救民”，而不是为了争名夺利。
中间三联为第二层，分别描述行军、驻营、出击三个场面，是全诗核心部分。“星旌纷电举，日羽肃天行”一联写行军场面，“星旌”、“日羽”，渲染队伍浩荡、旌旗簇拥，军情火急、战报不绝；“纷电举”、“肃天行”，表现行动迅猛，纪律严明。短短两句十字，把一支军风严明、行动迅速、声势威严的正义之师的雄姿展现在读者眼前。“遍野旂万骑，临原驻五营”一联写驻扎场面，千军万马，漫山遍野。“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一联则写战斗场面，“登山”、“背水”写地形复杂；“麾武节”、“纵神兵”谓指挥灵活。“背水纵神兵”用典，《史记·淮阴侯列传》：“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这里作者是以大军事家韩信自比。中间短短三联六句，再现一次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从列队行军到扎营驻兵、再到临阵战斗，都写得凝炼而又具体形象。
末联为第三层，以抒发豪情壮志作结：“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与首联遥相呼应，语义刚毅果绝。战争是残酷无情的，必然会有流血牺牲，但从前的牺牲是为了换来今天的统一。诗人心中不无感慨。
这首诗是李世民诗歌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全诗充满浩然正气。此诗在艺术表现上，议论、叙事、写景、抒情熔为一炉；全诗五联十句，一气呵成，构思精缜、语言凝炼；中间三联六句，对仗工整，音韵铿锵，是一首优秀的五言短排。其遒健的风格与浮靡的六朝遗风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