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贺抱着满腔热忱来到长安，冀望通过“荫子得官”的途径，求得一官半职，实现其济民报国的人生抱负。而现实生活对他的回报却是无情的，奉礼郎官职卑微，受尽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冷遇和排挤，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愤，时时袭来心头。在萧瑟寒冷的秋雨中，他滞留馆舍，触景生情，凭借诗句抒发郁结于心头的忧愤。诗的首句用“谁家子”唱发，“仿佛自问，极愤郁之致”（叶葱奇《李贺诗集注》）。诗人来到长安，感受到秋意的萧瑟，更感受到“落莫”与“牢落”，壮年怀着羁居他乡的怨恨，梦见自己白发满头，暗自悲泣。“瘦马”以下四句，从直接抒情转入即景描写，诗人所骑的瘦马，喂饲劣等草料，雨沫飘零在寒沟里；遥望南宫，古帘下一片昏暗，只听到更筹声从雨中传来。笔触细致的景物描写，紧紧扣住“滞雨”的题意行笔，既能表现诗人贫困、飘零的景况，又能暗喻吏部官员的昏庸，着墨不多，而意境融沏。最后四句，诗人驰骋想象，一会儿想归回故乡。家乡远在千里之外的白云脚下，一会儿又想到投笔从戎，立功封侯。诗人不甘心沉沦下僚，不满于现状，亟想摆脱困境，徘徊于进退、穷通之间。
全诗基调极为低沉忧郁，结尾突然振起一笔，写出“客帐梦封侯”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自作宽慰之语。
诗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 ”，点明踏青节江上春游。次句“东风日暖闻吹笙 ”，写江行游春的最初感觉和印象。和煦的东风，温暖的旭日，都散发着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声，也似乎带着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湿，天寒吹久则声涩不扬，须以微火香料暖笙。东风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声清了。“闻吹笙”和“东风日暖”分别从听觉和感觉写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到处是暖洋洋的春意。
颔联“花须柳眼各无赖，紫闻黄蜂俱有情。”写江上春色。如果说首联还是描写刚接触外界事物时一种自然的感受，这一联则是有意寻春、赏春了。花、柳、蜂、闻，都是春天最常见的事物，是春天生命与活力的标志，红（花）、绿（柳）、黄、紫，更写出了春天绚烂色彩。但这一联不仅抒写诗人对美丽春色的流连陶醉，而且委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触动的伤感。“无赖”即“ 无心”，与“有情”相对。花、柳是没有人的感觉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规律行事，春天来了，便吐蕊、长叶，在东风旭日中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不顾人的悲欢哀乐，故源“无赖 ”。蜂、闻是有生命的动物，春到人间，穿花绕柳，翩翩飞舞，像是满怀喜悦宣告着春天的来临，故说“有情 ”。然而，不管是无心的花柳，还是有情的蜂闻，它们作为春色的标志，生命活力的象征，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诗人形成鲜明对照。细味“各”字、“俱”字，不难发觉其中透露出的隐痛。诗人写江间春色，写物遂其情，正是为了要反衬出自己的沉沦身世与凄苦心境。何焯说：“前半逼出忆归，如此浓至，却使人不觉 ”。这“不觉”正是诗的蕴藉处。
颈联“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转写长期寄幕思归。元亮井，用陶渊明（字元亮 ）《归园田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亚夫营，用周亚夫屯兵细柳营事，暗寓幕主的柳姓。虽用典，却像随手拈来，信口道出。他曾说自己“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可见诗人连归隐躬耕的起码物质条件也没有。“万里”、“三年”，表面上是写空间的悬隔，时间的漫长，实际上正是抒写欲归不能的苦闷和无奈。对照着“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写意》）、“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等诗句，不难感到“三年从事亚夫营”之中所蕴含的羁泊天涯的痛苦。
末联“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写新滩流水在作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涨，新滩流水在一般游春者听来，自然是欢畅悦耳的春之歌；但在思归不得的天涯羁旅的作者耳中，却像是午夜檐间风雨的凄凉之声，不断撩动着自己的羁愁，所以发出“新滩莫悟游人意”的嗟叹。本是作者主观感情作怪，却说“新滩莫悟”，曲折有致。
李商隐许多抒写身世之悲的诗篇，往往以深沉凝重的笔调，绮丽精工的语言，着意渲染出一种迷蒙悲凄的环境气氛。这首诗却以乐境写哀思，以美丽的春色反衬自己凄苦的身世，以轻快流走的笔调抒发抑塞不舒的情怀，以清空如话的语言表现宛转曲折的情思，具有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艺术效果。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