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涉江》全篇一般分为五段。
从开头至“旦余济乎江湘”为第一段，述说自己高尚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阐明这次涉江远走的基本原因，“奇服”、“长铗”、“切云”之“冠”、“明月”、“宝璐”等都用以象征自己高尚的品德与才能，蒋骥说：“与世殊异之服，喻志行之不群也。”自流放以来，屈原的年龄一天天大起来，身体也一天天衰老下去，可他为楚国的进步的努力绝没有放弃过，朱熹说：“登昆仑，言所致之高；食玉英，言所养之洁。”（《楚辞集注》）他坚持改革，希望楚国强盛的想法始终没有减弱，决不因为遭受打击，遇到流放而灰心。但他心中感到莫名的孤独。“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哀南夷之莫吾知兮”，自己的高行洁志却不为世人所理解，这真使人太伤感了。因此，决定渡江而去。
从“乘鄂渚而反顾兮”至“虽僻远之何伤”为第二段，叙述一路走来，途中的经历和自己的感慨。“乘鄂渚”四句，言自己登上今湖北武昌西面的鄂渚，不禁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途，又放马在山皋上小跑，直到方林（亦在今长江北岸）才把车子停住。“乘舲船”四句言自己沿沅江上溯行舟，船在逆水与漩涡中艰难行进，尽管船工齐心协力，用桨击水，但船却停滞不动，很难前进，此情此景正如诗人自己的处境。“朝发枉陼”四句，接写自己的行程，早上从枉陼出发，晚上到了辰阳，足有一日行程，行程愈西，作者思想愈加坚定。他坚信自己的志向是正确的，是忠诚的，是无私的。同时，坚信无论如何的艰难困苦，自己都不感到悲伤。
从“入溆浦余儃佪兮”至“固将愁苦而终穷”为第三段，写进入溆浦以后，独处深山的情景。“入淑浦”四句言已进入溆浦。溆浦在辰阳的万山之中。这里深林杳冥，榛莽丛生，是猿狖所居，而不是人所宜去的地方。“山峻高”四句写深山之中，云气弥漫，天地相连，更进一步描绘沅西之地山高林深，极少人烟的景象。这是对流放地的环境的形容夸张，也是对自己所处政治环境的隐喻，为下文四句作好铺垫。“哀吾生之无乐兮”四句言自己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当中，是无乐可言了。然而就是这样，也绝不改变自己原先的政治理想与生活习惯，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妥协变节。
从“接舆髡首兮”至“固将重昏而终身”是第四段，从自己本身经历联系历史上的一些忠诚义士的遭遇，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论语·微子》说：“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战国策·秦三》说：“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接舆被发佯狂，是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的表示。《孔子家语》说桑扈“不衣冠而处”，也是一种玩世不恭，不与统治者合作的行为。“接舆”六句是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四个事例来说明一个观点：接舆、桑扈是消极不合作，结果为时代所遗弃；伍员、比干是想拯救国家改变现实的，但又不免杀身之祸，所以结论是“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与前世而皆然兮”四句说自己知道，所有贤士均是如此，自己又何怨于当世之人！表明自己仍将正道直行，毫不犹豫，而这样势必遭遇重重黑暗，必须准备在黑暗中奋斗终身。
“乱曰”以下为第五段。批判楚国政治黑暗，邪佞之人执掌权柄，而贤能之人却遭到迫害。“鸾鸟凤凰”四句，比喻贤士远离，小人窃位。凤凰是古传说中的神鸟，这里比喻贤士。“燕雀乌鹊”用以比喻小人。“露申辛夷”四句言露申辛夷等香草香木竟死于丛林之中，“腥臊”比喻奸邪之人陆续进用，而忠诚义士却被拒之门外。“阴阳易位”四句更点出了社会上阴阳变更位置的情况，事物的是非一切都颠倒了，他竟不得其时。不言而喻，他一方面胸怀坚定的信念，另一方面又感到失意徬徨。既然龌龊的环境难以久留，他将要离开这里远去。
本篇以写实为主，但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诗人以丰富奇特的幻想，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神话世界：神奇的车乘，高尚的旅伴，美好的境地，芳苦的食品，等等，表现了诗人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对黑暗现实的批判。
作者与孟浩然是老朋友了，如今老朋友永远离去了，因此诗一开头就说“故人不可见”。这是直抒胸臆，直抒对故人长逝的哀悼之意。对于老朋友的去世，作者无限悲痛，站在汉水边上，望着滔滔江水东流不胜悲伤。这第二句“汉水日东流”是借景抒情，借汉水日夜奔流不息抒发老朋友一去不复返，也是比喻自己的哀痛与思念之情就像东流之水绵绵不绝。“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两句，兼具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两种手法。上句可看作即景之语，下句景中含情，江山，景象广阔，著一“空”字，显示出物是人非人去楼空的无限感慨和遗憾，借此表达了作者对老朋友的无限思念。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手法并用，使诗篇直中有曲，语短情深。故人长逝，悼惜深情与凄怆涕泪，随诗行奔迸而出。朋友已矣，如江水东流，唯能追寻遗踪以寄哀思。
王孟为知交，王维是深知孟浩然的情意的。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有“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之句，正是王维这首诗所寄托的感慨。
王维这首诗并无华辞丽藻，其动人心魄处全在于情深。诚如明末清初黄宗羲所言：“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