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艺术品往往具有一种褫魂夺魄的感召力，使观者或读者神游其境，感到逼真。创作与鉴赏同是形象思维，而前者是由真到“画”，后者则由“画”见真。这位盛唐诗僧景云（他兼擅草书）的《画松》诗，就维妙维肖地抒发了艺术欣赏中的诗意感受。作者用简朴的句子，不作写实的介绍，以虚写实，却顿现画中松的精妙之处。
一件优秀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就很新鲜、强烈，令人经久难忘。诗的首句似乎就是写这种第一印象。“画松一似真松树”。面对“画松”，观者立刻为之打动，由“画”见“真”了，这是不寻常的妙品。“一似”二字表达出一种惊奇感，一种会心的喜悦，一种似曾相识的发现。
于是，观画者进入欣赏的第二步，开始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联想，去玩味，去把握那画境。他陷入凝想沉思之中：“且待寻思记得无？”欣赏活动需要全神贯注，要入乎其内才能体味出来。“且待寻思”，说明欣赏活动也有一个渐进过程，一定要反复涵泳，方能猝然相逢。
当画境从他的生活体验中得到一种印证，当观者把握住画的精神与意蕴时，他得到欣赏的最大乐趣：“曾在天台山上见，石桥南畔第三株！”
这几乎又是一声惊呼。说画松似真松，乃至说它就是画的某处某棵松树，似乎很实在。然而未有过“天台访石桥”经历的读者，毕竟不知某松到底是什么样子，似乎又很虚。然而细加玩味，此松之精神俱在。
这是从天台石桥的特定环境暗示出来的。“天台”是东南名山，绮秀而奇险，“石桥”是登攀必经之路。“石桥南畔第三株”的青松，其苍劲遒媚之姿，便在不言之中。由此又间接传达出画松的风格。这就是所谓虚处传神了。
诗言画松之逼真，具体到石桥南畔“第三株”，又似乎过于指实。其实，“天台”、“石桥”在唐诗中几乎作为奇境胜地的同义语被广泛运用，此诗对此未必是实写。或者应该更为确切地说，是实事虚用而已。
《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
“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闺阁深院，垂地绣帘，柔和灯光，轻言细语。会心之处，嫣然一笑，酒涡迷人。词人首先营造了记忆中温馨的氛围。但和眼前的自然之物相对照，在漂泊中自己多么希望回到故乡和家人团聚，可是“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着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黄昏之后的“寒鸦”尚可归巢杨柳，令人羡慕不已。词中抒发的背井离乡的愁苦情怀，是战乱时代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而非一般词人平时的呻吟。“万叠城头哀怨角”，城头上反复吹奏的号角声充满哀怨，这“哀怨”是一种主观感情的外射，和对国破家亡的伤恸。
“相看只有山如旧”流露出江山易主的悲痛心情。“叹浮云”比喻世事的变幻无常。漂泊孤凄之感是和亡国之痛融合在一起的，使之更加深沉，也更加悲苦。这是一个秋风肃杀，百花凋残的季节，这是一处景物苍茫的黄昏时刻。
“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明天将带上枯干的荷叶包着的冷饭，越过前面那座小山，设法谋生，以便糊口。“趁未发、且尝村酒”从困境中显现出达观的态度。村酒饮罢，囊中依旧羞涩。“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微醉中探手枵囊，幸喜那唯一的谋生工具毛锥还在。他询问邻近的老翁：“需要抄写《牛经》么？”老翁只是摇手。词人东奔西走的目的和结果，在这几句话中描写的惟妙惟肖。
这是一首描写流浪生活的悲歌。在战乱的年代，词人过着流浪的生活。即使物质上再困窘，也不能使他屈服仕元。同时在词人通过老翁对《牛经》的冷淡态度的描写，透露出当时农村中凋零残败的景象，和农民生产情绪不高的事实。
这是一首劝诫世人不要听信谗言的诗歌。此诗分三章，每章以托物起兴的表现手法开篇。所谓“兴”，依朱熹的解释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第一章的“采苓采苓，首阳之颠”，第二章的“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第三章的“采葑采葑，首阳之东”等等，都是用“先言他物”的手法以引起下文的。“苓”，一名黄药，又名大苦，叶似地黄。“苦”，是苦菜，亦作“荼”，似葵。“葑”，是芜菁，亦称蔓菁，俗称大头菜，根块肥大，可供蔬食。这三种植物，都是《诗经》时代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诗人用这三种习见之物以起兴，从而表达自己“人之为（伪）言”“苟亦无信”、“苟亦无与”、“苟亦无从”的理念。
此诗三章，先后告诫人们对待谣言要有三种态度“无信”、“无与”、“无从”。“无信”，是强调伪言内容的虚假；“无与”，是强调伪言蛊惑的不可置理；“无从”，是强调伪言的教唆不可信从。意思是说，首先要认识到它不可信，其次要不参与传播，第三要不能听信折磨自己。语意层层递进，从而强调伪言之伪。接着诗人又用“舍旃舍旃”这个叠句，反复叮咛，进一步申述伪言的全不可靠，要舍弃它们，不要信以为真，因为这世道很复杂，人心不古比比皆是，三人成虎、众口烁金之事不绝如缕。至此，诗人所要申述的“人之为（伪）言”“无信”、“无与”、“无从”的理念已经阐述得淋漓尽致，无须再说了。假若世人都能做到“无信”、“无与”、“无从”，那么伪言也就没有市场，制造伪言的人也无立足之地了。故此诗人在每章的结尾用“人之为言（伪言），胡得焉”以收束全诗，表明造谣者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