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晚年所作。虽仕途已入顺境，但长期的政治斗争也使他看到了世事的复杂，逐渐淡于名利。秋在古代也是肃杀的象征，一切生命都在秋天终止。作者的心情也因为屡次遭贬而郁闷，但他也借秋声告诫世人：不必悲秋、恨秋，怨天尤地，而应自我反省。这一立意，抒发了作者难有所为的郁闷心情，以及自我超脱的愿望。
这篇赋以“有声之秋”与“无声之秋”的对比作为基本结构框架，精心布局，文势一气贯串而又曲折变化，作者从凄切悲凉的秋声起笔，为下文铺写“有声之秋”蓄势；然后由草木经秋而摧败零落，写到因人事忧劳而使身心受到戕残，由自然界转到社会人生，这是“无声之秋”；最后归结出全篇主旨：“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笔法来写。一开始作者就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从静到动，令人悚惊的秋夜奇声，营造了一种悲凉气氛。“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作者正在秋夜专心致志地读书，忽听一种奇特的声音从西南方传来。作者惊讶于这样的声音，细听，起初似雨声淅淅沥沥，又似风声潇潇飒飒，忽然又如波涛奔腾翻涌，又似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它接触到物体上，又发出如金铁相撞的鏦鏦铮铮的声音，又好像奔赴敌阵的军队，衔枚迅跑，听不到号令，只听到人马行进之声。
作者用风声，波涛，金铁，行军四个比喻，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形象地描绘了秋声状态。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鲜明地写出了作者听觉中的秋声的个性特点，融入了作者主观情感。
接着作者引出与童子对话，从浮想联翩，又回到现实，增强了艺术真实感。作者对童子说：“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回答，质朴简明，意境优美、含蓄。这里，作者的“悚然”与童子的若无其事，作者的悲凉之感与童子的朴拙稚幼形成鲜明对比，对秋声的两种不同的感受相映成趣，富于意味。作者在第一段通过悬念式的对声音的生动描绘，点明了文章主题即秋声。文章起始，就写得脉络清晰，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接着寻根溯源，探究秋声所以形成的缘由？“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自答曰：“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秋声，是秋天的声音，作者从秋之色，容，气，意四个方面把秋天的到来之后万物所呈现的风貌和秋之内在“气质”描绘得具体可感，其色颜容貌似乎呈现眼前，其栗冽之气似乎穿透衣服直刺肌肤，其萧条之意似已围裹全身。这种秋气，是一种肃杀之气，是让人速生冷颤之气。它只要施展它的一点余威，就会使繁茂蓊郁的绿色变色，葱茏的佳木凋零。这样，通过秋声的描绘和感受把“秋”之威力作了形象化的描绘。“秋”何以有这样的威力和会使人产生如此的感受呢？
接着，作者又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对秋声进行了剖析和议论。“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即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古代用天地、四时之名命官，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是六官。司寇掌刑法。故秋天是古代刑官行刑的季节。在四季中又属阴冷的季节；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从五行来分，秋属金，由古代多以秋天治兵，“沙场秋点兵”，所以秋又有战争的象征；这样，秋天对人来说，意味着有悲凉肃杀死亡之气。从自然界来看，天地万物，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由盛转衰的过程，人与此同，故有对生命将息的悲叹与伤感。又以音乐为喻，古人将五声（宫、商、角、徵、羽）和四时相配，秋属商，又将五行和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相配，秋主西方，秋属于商声，商，伤也，悲伤之意。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古音分十二律，夷则为十二律之一。将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夷则配七月。《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则。”夷，是删刈，杀戮之意。万物由繁荣到衰败，则为自然之规律。作者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进行了论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的产物，人与自然、社会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从个人出发体验感悟自然和社会。这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接着作者仍然抓住秋声的主题，通过无情的草木与万物中最有感情，最有灵性的人的对比，抒发议论。作者认为，百般的忧虑和万事的操劳必然损伤着人的身心，内心受到刺激和痛苦，必然损耗精力，更何况是“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呢！这样就容易朱颜易老，乌发变白，“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这是你自己无穷无尽的忧劳伤害了自己，又何必去怨恨秋声的悲凉呢？这就说明了作者之所以感到秋声之悲凉，其根源不在秋声，主要是当时作者面对国家和自己的处境而产生的忧思所致。当时作者被朝廷重用，但想起曾经在政治上屡不得志，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心情郁闷。这样的情绪和秋季气息正相统一，触物伤情，有感而发。
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和悲凉没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唯有四壁的虫鸣，与“我”一同叹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凉：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
此文，把写景、抒情、记事、议论熔为一炉，浑然天成。作者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情感节制内敛；语气轻重和谐；节奏有张有弛；语言清丽而富于韵律。在这个秋气正浓的季节，不妨打开《秋声赋》，一方面欣赏作者优美的文字所带给你的艺术美感，另一方细细品味秋之色、之容、之气、之意，体验自然和人生。
作者把无形的秋声写得可见可闻。文章开头便用形象的比喻描写秋夜西风渐起，触物有声，再用星月皎洁、四无人声加以烘托，一萧瑟幽森的画面便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以“四壁虫声唧唧”收尾，也紧扣住季节的特色。中间两大段用赋体的传统铺陈手法，渲染秋天的肃杀和万物的凋零，抒写对人事忧劳的悲感，最后“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又转喻祸根在人，发挥了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显示出文赋自由挥洒的韵致。
这是一首咏物词。白石的咏物词所咏最多的是梅、柳，这是因为其中关合着他的一段“合肥情事”，他与合肥情侣相遇于合肥赤兰桥，其地多柳树，而分手时为梅开时节。夏承焘先生的考证即为：“白石客合肥，尝屡屡来往……两次离别皆在梅花时候，一为初春，其一疑在冬间。故集中咏梅之词亦如其咏柳，多与此情事有关。”（《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词源》卷下）并标举了咏物词的几条原则：第一，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第二，结构上要能放能收，浑然天成；第三，所用典故必须符合题旨；第四，结句必须点明“一段意思”。若用以上原则衡量此词，可谓处处吻合。这首词在调下标明“赋潭州红梅”，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盛产红梅，以“潭州红著称于世。词中从咏红梅入手，但又不拘泥于纯粹写梅，写梅写人，即梅即人，人梅夹写，梅竹交映，含蕴空灵，意境深远，收放自如，达到似花非花，似人非人，花人合一的朦胧迷离的审美境界。
起句“人绕湘皋月坠时”，点明人物、地点、时间。湘皋，湘江岸边。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注：“泽曲曰皋。”水滨江岸往往是情人幽会的理想场所，加之红梅掩映，更富诗情画意的美感。然而此刻词人写的不是相聚时的欢乐，而是写离别后的哀愁。一个“绕”字，写出百般无奈，万种离愁。绕者，徘徊也。“月坠”二字说明其“人”（抒情诗中的主人翁常常是作者自己）已在此徘徊良久。月坠湘皋，环境凄清，以此烘托心境，其愁苦悲凉可以想见。第二、三两句由人及梅，正面点题。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然词人不是写梅影映照于水面，而是写梅影浸透在水中，着一“浸”字，感情已很强烈，再以“愁”字形容涟漪，将涟漪拟人化了。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愁人观物，触目皆是愁色，这在美学和修辞上叫做移情。诗人写梅多写其横，写其斜。如苏东坡《和秦太虚忆建溪梅花》诗云：“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词人这里不仅写其疏影横斜，而且突出一个“小”字。“花树小”，一作“花自小”。小字有娇小纤弱意。唯其娇弱，更显得楚楚可怜，让人顿起爱心。以上三句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潭州红梅独特的品格风貌，奠定了全篇离别相思的基调。
“一春”三句既是写人，也是写梅。它既承上句，进一步写梅之愁，又从“幽事”渐渐逗引起无限伤心往事，暗暗点出心目中那个“人”来。梅的“一春幽事”是什么？是“嫁与车风春不管”，转眼间“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白石《暗香》）春残花落，惆怅自怜，除清风明月外，亦复谁知？“香远茜裙归”，是以茜裙女子的归去，象征梅花之飘零。茜裙，即红裙。香气被寒冷的东风吹远了，而落花仍依恋残枝，在树下回旋。此句充满了奇妙的想象，“香”犹花魂，缥缈而去；茜裙则是由花瓣幻化出来的形象，如在眼前。这个幻化出来的形象，即是白石魂萦梦牵的合肥情侣，这是白石一生的“情结”所在，所以看到了梅花，会马上联想到分离的情人。那时节春寒料峭，红梅绽放，他与穿着红裙的女子在江边分别。词人渐行渐远，回首岸边，只见那红裙渐远渐小，以至成为一个红点，就像江边的一朵红梅。……此时此刻，词人又深情地望着湘江边上的红梅，双眼渐渐模糊，幻化出当年江边的“茜裙”来。人耶？梅耶？真耶？幻耶？这样的描写，是写物而不凝滞于物，符合上面张炎所标举的第一个标准。
过片一笔宕开，以“鸥去”结束对往事的回忆。词中本咏红梅，为何一下子又扯到江鸥？此法即张炎所云“收纵联密”中的一个纵字，也就是说不拘泥于故实，而要从远处着笔。鸥是眼前的景物，符合湘皋这一特定地点。词人在江皋徘徊，惊起一滩鸥鸟；而鸥鸟的拍翅声又惊醒词人，使他从迷惘的回忆中回到当前。啊，这一切原来都是幻觉，往昔的情事就象鸥鸟一样飞去了。词写到此处，如果继续从远处着笔，则失其收纵自如之妙，于是“遥怜”二字又把它收回本题，并与上阕的“香远”遥相绾合，从而构成一体，深得“联密”之致。“花可可”，与前面的“花树小”遥相呼应。可可，小也，形容梅朵小如红点。“可可”和“依依”俱为叠字，且平仄相谐，声韵极美。
《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说姜白石词“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这首词上阕由梅及人，写己之相思，下阕始则宕开，几经翻转，写对方之相思。从对方写来，将两地相思系于一树红梅，故其相思之情，愈翻愈浓，益转益深。细细品味“遥怜”以下诸句，即可探知个中消息。“九疑”三句，看似写竹，实为写梅。
在词人看来，这红梅之红，分明是娥皇、女英二女的相思血泪染成的，也即自己恋人的相思血泪染成的。这里用湘妃的典故，既关合潭州湖南之地，又借斑竹暗喻红梅，以娥皇、女英对舜帝之相思，比作合肥恋人对己之相思，虽从对方写来，并以侧笔刻画，然却“用事合题”，非常精当。因为其中“相思血”三字，是牵合梅与竹的媒介。这也可见白石用典的妙处。前人用典，用其本意，有时显得呆板、平直；白石用典，只是取其所需，只取其大意，不拘泥于故实，用的非常灵活
这首词在审美价值上是创造了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此词没有像一般的咏物词那样，斤斤于一枝一叶的刻画，而是着重于传神写意。从空处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不染尘埃，不着色相，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境）。它通过“月坠”、“鸥去”、“东风”、“愁漪”以及“绿筠”的渲染烘托，通过“茜裙归”、“断魂啼”、“相思血”的比拟隐喻，塑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采的、充满愁苦、浸透相思情味的红梅形象，借以表达对心上人的深深眷恋。
此诗大约作于李白赐金还山后,与杜甫高适分手以后,来四明山镜湖看望老朋友贺知章,但此时贺老已经去世.
此时李白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炼金丹了.当然,李白到天台山的次数很多,在26岁的时候就来过这里.但是从用词与修仙的愿望看,比较符合40多岁以后的事.
从诗的情绪看是很高涨的,李白一上来就是四句对仗: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接下来对证也不少: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等。可见天台山给李白的感觉是相当的好(如此看来,也有可能是初次到天台山的时候写的,次数去去多了,感觉应该会迟钝一些的).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