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从词牌开始就是在痛骂当权者，醉太平，粉饰太平罢了，社会矛盾如此尖锐，朝廷还纸醉金迷，难怪元朝90年就灭亡了。
堂堂的大元朝，一帮奸佞小人当权，从开河换取钱财开始就是祸害的根源，惹得红巾军造反，（红巾军好像是朱元璋参加的那支武装，后来做大了，就不多说了），法令又滥又重，弄得四海之内怨声载道。穷的人就差吃人，有钱人能更有钱，那朝那代有这种现状。官贼一体，苦到最后的还是老百姓。
通篇在控诉社会现实，但更有些像战斗檄文，号召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广大受苦群众去造反。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扣住诗题“田家”，从春雨春雷写起，点出春耕。 “微雨”二字写春雨，用白描手法，没有细密的描绘“微雨”，而将重点放在“众卉新”三字上，既写出万木逢春雨的欣欣向荣，又表达了诗人的欣喜之情。“一雷惊蛰始”以民间传说“惊蛰”这天雷鸣，而万虫惊动，来写春耕之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总写农家耕作。“几日闲”更是用反问句式道出了农民劳作的艰辛。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具体写农夫终日忙碌不休的事情。写农忙，既是一年到头，又是从早到晚，可见时间之长；从空间来讲，也是十分广阔的，既有田地、场院、又有菜圃、涧水。另外“俱”字将农夫忙碌无一人轻闲点出，“就理”又写出农夫虽忙，但有条不紊，忙而不乱。这四句是白描手法，语言简明而无雕饰，自然平淡，极炼如不炼。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这二句写出了农民的勤劳朴实。
“仑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在前面铺叙农忙之后，突然转笔写到农夫的无粮与徭役之苦，笔墨虽朴实，但同情之意流注其间，此二句可使读者纵观封建社会农夫被压迫之惨状。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是诗人以观感作结。讲食禄不耕者对衣食父母的农夫们的艰辛劳作而又饥寒的情况惭然生愧。“方惭”二字既是对不劳者的谴责，也是诗人对自己宦游食禄生活的自责。
诗人在此诗中用通俗易懂的诗句描写了田家的劳碌和辛苦，表达了对其的同情，惭愧官吏的不劳而食。笔法朴实自然，不加渲染夸饰。
这是诗人感慨人生、自伤怀才不遇之作。前两句再现诗人蹉跎时日、沉迷声色的生活状况；后两句抒发感慨，表现悔悟、自责以及欲将振作之意。全诗表面上是抒写自己对往昔扬州幕僚生活的追忆与感慨，实际上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满腹牢骚，对自己处境的不满。此诗流传很广，在后世尤其得到文人的激赏。”
诗的前两句是昔日扬州生活的回忆：潦倒江湖，以酒为伴；秦楼楚馆，美女娇娃，过着放浪形骸的浪漫生活。“楚腰纤细掌中轻”，运用了两个典故。楚腰，指美人的细腰。“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掌中轻，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体轻，能为掌上舞”（见《飞燕外传》）。从字面看，两个典故，都是夸赞扬州妓女之美，但仔细玩味“落魄”两字，可以看出，诗人很不满于自己沉沦下僚、寄人篱下的境遇，因而他对昔日放荡生涯的追忆，并没有一种惬意的感觉。
“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发自诗人内心的慨叹，好像很突兀，实则和上面二句诗意是连贯的。“十年”和“一觉”在一句中相对，给人以“很久”与“极快”的鲜明对比感，愈加显示出诗人感慨情绪之深。而这感慨又完全归结在“扬州梦”的“梦”字上：往日的放浪形骸，沉湎酒色；表面上的繁华热闹，骨子里的烦闷抑郁，是痛苦的回忆，又有醒悟后的感伤。这就是诗人所“遣”之“怀”。忽忽十年过去，那扬州往事不过是一场大梦而已。
“赢得青楼薄幸名”—最后竟连自己曾经迷恋的青楼也责怪自己薄情负心。“赢得”二字，调侃之中含有辛酸、自嘲和悔恨的感情。这是进一步对“扬州梦”的否定，可是写得却是那样貌似轻松而又诙谐，实际上诗人的精神是很抑郁的。十年，在人的一生中不能算短暂，自己却一事无成，丝毫没有留下什么。这是带着苦痛吐露出来的诗句，非再三吟哦，不能体会出诗人那种意在言外的情绪。
前人论绝句尝谓：“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胡震亨《唐音癸签》），杜牧这首绝句，可谓深得其中奥妙。这首七绝用追忆的方法入手，前两句叙事，后两句抒情。三、四两句固然是“遣怀”的本意，但首句“落魄江湖载酒行”却是所遣之怀的原因，不可轻轻放过。前人评论此诗完全着眼于作者“繁华梦醒，忏悔艳游”，是不全面的。诗人的“扬州梦”生活，是与他政治上不得志有关。因此这首诗除忏悔之意外，大有前尘恍惚如梦，不堪回首之意。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