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李白的这首《公无渡河》开篇就将巨笔伸向了苍茫辽远的往古——“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中以突兀惊呼之语，写它在霎那间冲决力量和气势的象征——横亘天地的昆仑山；随即挟着雷鸣般的“咆哮”，直撞“万里”之外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诗人只寥寥两笔，就在“昆仑”、“龙门”的震荡声中，展现了“西来”黄河的无限声威。“波滔天，尧咨嗟”！滔天巨浪吞噬了无数生民，茫茫荒古，顿时充斥了帝尧放勋的浩然叹息：因为诗中用的是三言短句，这叹息之音，听来便愈加激切。
于是，“大禹”出现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本可以激发诗人的许多奇思。但此节重在描述黄河，故诗中仅以“大禹理百川”四句带过，以表现桀骜狂暴的洪水在这位英雄脚下的驯服。 然而，在“杀湍堙洪水”的近景上，诗人添了几声大禹之子“儿啼”，“儿啼不归家”，寥寥五个字就使一位为公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风貌，由此跃然纸上。黄河的荒古之害从此驱除，但它的浪波在汹涌归道之际，却在两岸留下了“茫然风沙”！ 以上一节从荒古的河害，写到滔天洪水的平治。 不仅展现了黄河那西“决昆仑”、东“触龙门”的雄奇之境，更让读者从它 “波滔天”的历史危害中，领略了它所独具的狂暴肆虐之性。为下文作足了铺垫。 而今，那白发之叟，竟想“凭河”（涉水渡河）而渡，难道就不怕被它吞没？
诗之后一节，正以极大的困惑，向悲剧主人公发出了呼喊：“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这呼喊仿佛是“狂夫”之妻的陡然惊呼！因为诗人紧接狂夫“临流”之后，就急速推出了那位“旁人不惜妻止之”的深情妻子。于是，全诗的情景发生了惊人的突变：在轰然震荡的浪涛声中，诗人自身隐去了，眼前只留下了一位悲恸而歌的蓬发妇人：“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水边）。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诗中以夸张的笔墨，痛歌狂叟的溺死浪波，终于作了巨若“ 雪山”的鲸齿冤魂。这景象是恐怖的。何况又从“援箜篌而歌” 的狂夫之妻的恸哭声中写来，更觉有一种天旋地转、恻怛号泣之悲。那“公乎！公乎”的呼叫，声声震颤在读者耳边，实在令人不忍卒听。结尾诗人陡变双行体为单行，似乎被悲愤笼罩，无以复言，便掷笔而叹：“箜篌所悲竟不还！”全诗就这样结束了。黄河的裂岸涛浪却还在汹涌，“ 狂夫”之妻的恻怛号泣还压过浪波，在长天下回荡！
从诗中对黄河的描述看，它那狂暴肆虐、滔天害民之形，似乎颇有象征意味；至于“白齿若雪山”的“长鲸”，似乎更是另有所指。倘说它是对猖獗“河北”的安史之乱的隐喻（如《北上行》一诗，即以“奔鲸夹黄河”喻安禄山之乱军），那么“临流”“凭河”的“披发之叟”又喻指谁？或者这只是一首抒写《公无渡河》“本事”的悲歌，并无其它寄寓之情？ 可以肯定：古歌中“白首狂夫”的渡河故事，经过李白的再创造，带有了更强烈的悲剧色彩。那位“狂而痴”的披发之叟，似乎正苦苦地追求着什么。其中未尝没有诗人执着追求理想的影子在中。
这首诗题目是“官街鼓”，主旨却在惊痛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诗人刻画了官街鼓的鼓声这一艺术形象，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使读者感触到了时光这一无限存在的事物。官街鼓是时间的象征，那贯穿始终的鼓点，正像是时光永不留驻的脚步声。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离奇的画面：宏观宇宙，日月跳丸，循环不已；画外传来咚咚不绝的鼓声。这样的描述，既夸张，又富于奇特的想象。一、二句描述鼓声，展示了日月不停运转的惊人图景；三、四句转入人间图景的描绘：宫墙内，春天的柳枝刚由枯转荣，吐出鹅黄的嫩芽，宫中却传出美人死去的消息。这样，官街鼓给读者的印象就十分惊心动魄了。它正是“月寒日暖煎人寿”的“飞光”的形象的体现。第五、六句用对比手法再写鼓声：千年人事灰飞烟灭，就像是被鼓点“磓碎”，而“日长白”——宇宙却永恒存在。可秦皇汉武再也听不到鼓声了，与永恒的时光比较，他们的生命十分短促可悲。这里专提“孝武（即汉武帝）秦皇”，是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追求长生，然而他们未遂心愿，不免在鼓声中消灭。值得玩味的是，官街鼓乃唐制，本不关秦汉，“孝武秦皇”当然“听不得”，而诗中却把鼓声写成自古已有，而且永不消逝，秦皇汉武一度听过，只是诗人不能再听。可见诗人的用心，并非在讴咏官街鼓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所象征的事物——那永恒的时光、不停的逝去。七、八两句分咏人生和官街鼓，再一次对比：尽管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日趋衰老；然而官街鼓永远不老，只有它“独共南山守中国”。这两句因省略较多，曾引起纷歧的解说。但仔细玩味，它们是分咏两个对立面。“君”字是泛指世人，可以包含“孝武秦皇”，却不一定是专指二帝。通过两次对比，进一步突出了人生有限与时间无限的矛盾的不可克服。诗写到这里，意思似乎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搁笔，最后两句突发异想：天上的神仙也不免一死，不死的只有官街鼓。它的鼓声与漏声相继不断万古长存。这里仍用对比，却不再用人生与鼓声比，而以神仙与鼓声比：天上神仙已死去几回而隆隆鼓声却始终如一，连世人希羡的神仙寿命与鼓声比较也是这样短促可悲，那么人生的短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篇之中总共包含三层意思。最后神仙难逃一死的想象不但翻空出奇，而且闪烁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沉慨叹和真知灼见。
《官街鼓》反复地、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渲染生命有限、时光无限的矛盾，有人认为意在批判神仙之说。这种评价是很局限的。从诗人李贺生平及其全部诗歌看，他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其中应含有“志士惜日短”的成分。他怀才不遇，眼看生命虚掷，对此特别敏感，特别痛心。此诗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通过异常活跃的想象，对抽象的时间和报时的鼓点发生联想，巧妙地创造出“官街鼓”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赋无形以有形，化无声为有声，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形象的画面，在强烈的审美活动中深深体味到诗人的思想感情。
陆游的作品有其独特风味，总是能将悲愤激昂和闲适细腻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融于一炉，而本首诗就是其代表作，尽管“闲”的意味跟足。
这首律诗的主旨可以用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两句诗概括。诗词作品中的“闲”常常和“愁”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苦的万种“闲愁”。
无论是“帽围宽”，“尚薄寒”，还是“香漠漠”，“草离离”，更不必说“志士凄凉”，“名花零落”，无不构成了“闲愁最苦”，虽然诗人用闲适的口吻，细腻的描写来表现，却始终无法掩盖心中悲愤苦闷的愁绪。
钱钟书先生认为，南北宋交替时的许多爱国诗人，只表达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缺乏陆游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宏愿。上述见解在末句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只要“触事”就会“动忧端”，不只是“潦倒新停浊酒杯”，更不会“收拾吟笺”，否则就没有此诗。
朱孝臧于光绪二十九年晚春出任广东学政时，与好友黄公度（即晚清诗界革命巨子黄遵宪）相遇，两个人在黄遵宪的“人境庐”话旧，那喷薄而出的情感，自然而然泼墨成这首小词。
黄昏渐近，夕阳渐渐隐没于群山中。词人卷起窗帘，挂于帘钩之上，忍不住向京师的方向望去。山峦连绵起伏，阴云停驻于柳梢头，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他的视线。顷刻之间，他猛然想起了京城的乱象，心中感慨万千：天空之中，浮云遮蔽了太阳；混沌世间，奸佞之臣蒙蔽了天子的心魂。
“博劳千啭不成晴，烟约游丝坠”。伯劳鸟的啼鸣婉转悦耳，却唤不来万里晴空。夕阳斜照，蛛网被风烟吹破，晶莹剔透的蛛丝在风中摇曳，摇摇欲坠。往事如“烟”，记忆如“丝”，词人内心久雨不“晴”，“忧思”坠落。
刹那间，樱花缤纷而落，满目狼藉，背阴之处一缕东风又起。让人忍不住想起“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之意。戊戌六君子已然逝去，无力回天；光绪和珍妃的悲剧已酿，无法挽救。然而，家国却并未因此走入穷途末路，唯有心存希望，山重水复之后，方能出现柳暗花明。
落红无情，黄昏迫近，词人心中满是悲凉。那声声啼叫的杜鹃，那铺满小径的樱花雨，那沉沉落入水中的斜阳，皆是染了词人的忧思。不知谁愿做那力挽狂澜的英豪，救人于水火之中，扭转末世颓运，大有明知其不可为而欲为之的悲壮。
奸佞之臣淫奢无为，有志之士默默无闻，这一切不禁让人愁怀满腹，黯然销魂。楚地幽兰，散发着淡淡幽香，恰如贤臣高洁的灵魂。词人与故友临窗而坐，提及刘光第之殁，不禁愁肠百转。陆游曾在《诉衷情》中长呼：“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愁情浓如墨，词人本欲借酒消愁，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时，方才发觉杯中酒不过是伤时之泪。
词人眼睁睁看着神州大地被列强瓜分侵吞，却只得袖手旁观，危栏独倚。浊酒入肠，三分酿成愁情，七分啸成豪气，词人秀口一吐便是淋漓尽致的“袖手危栏独倚，翠蓬翻、冥冥海气”。情思何其郁勃，意境何其开阔，全然可与岳飞之“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相媲美。
“鱼龙风恶，半折芳馨，愁心难寄”，分别化用辛弃疾的“待燃犀下看，凭阑却怕，风雷怒，鱼龙惨”，《楚辞九歌山鬼》中的“折芳馨兮遗所思”，以及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历史如水，无法倒流；现实如冰，如此残酷。纵然词人心中满是悲愤，终究无力扭转乾坤。
韩愈的《送惠师》中云：“斑竹啼舜妇，清湘沉楚臣”。可以视为黄仲则构思这首词的依据。于是我们联想到“清湘望断”应该包含对屈原的怀念在内。下片“几丛斑竹”，从写实看，是“清湘望断”的情景，从意义上说，由屈原而及其作品中的“湘灵鼓瑟”。上下片似断犹续，内在涵义相连相接，自然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