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笑一周闲甲子，何为佞佛贪仙。如翁辈行敢随肩。徒知言语妙，欢喜向谁传。
自笑一周闲甲子，何为佞佛贪仙。如翁辈行敢随肩。徒知言语妙，欢喜向谁传。
晋献公有九子，因听信宠妾骊姬之谗，改立其子奚齐，而逼死太子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即晋文公）出奔蒲，献公命寺人披攻打蒲，重耳越墙而逃，被披追上砍掉一只袖子。晋献公死，重耳的弟弟夷吾继位而为惠公，惠公又派披到狄追杀重耳，重耳再逃，流亡国外十九年后回国为晋文公。又遭惠公旧臣吕、郤谋杀。
这篇文字写了寺人披——勃鞮（di）向晋文公提供情报、助其避难平乱的过程。勃鞮应是晋文公的仇敌，但是重耳逃亡十九年，历经事件不枚胜数，在不同的过程中，其宽阔的胸襟所展现出的人格力量，和应对事件的谋略所预示的必能振兴国家的前景，使各类的人物，在他入主晋国之初，都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抉择。勃鞮就是第一个。他得知叛乱的确切情报，也认定了即使是不以此觐见，晋文公也能够不计前嫌，最起码是不会杀了他。事情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想，也使他决心投靠重耳。这一起个人恩怨的理智处置，为晋文公赢得了时间，使他能够在紧急的关头避离，最后借助秦穆公镇压了叛军；也为他随后一系列稳定政局的策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文中几位主人公，即晋文公、勃鞮、秦穆公、吕甥、郤芮，我讲《阴饴甥对秦伯》一文时，曾有简略的介绍，这里，对他们整体的状况，以及在该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一个梗概的说明。
晋文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继位时他已经成人，很有贤名，身边逐渐聚集起一些贤士辅助。后来晋献公宠爱骊姬姐妹，准备废掉太子申生，这也牵涉到申生的弟弟公子重耳、夷吾，重耳为避开骊姬的谗害，他带兵离京守备蒲城。申生自杀后，晋献公派兵讨伐蒲城，宦官履鞮——即本文的另一主人公勃鞮——率军攻入蒲城，并逼迫重耳自杀。危机中重耳逾墙逃命，履鞮去追捕，却只割断了重耳的衣袖。重耳逃到母亲的娘家狄国，此时他已经四十三岁了。
五年后晋献公死，里克杀了骊姬姐妹的儿子奚齐、悼子，要迎接重耳为君，重耳斟酌后谢绝了。于是他们迎接另一位公子夷吾继位，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畏惧重耳的名望，又派履鞮带领壮士潜入狄国刺杀重耳。重耳与谋士赵衰商议，狄国太小很不安全，最重要的是无力辅助他们，决定去投奔齐桓公。重耳与赵衰曾在狄国娶妻，她们是姐妹二人：季隗（kui）和叔隗。辞行时重耳让其妻耐心等候二十五年，如还不回来任凭其嫁人。季隗说：“这二十五年，我坟上的柏树也成材了，放心，我等你回来！”
在齐国，齐桓公厚待重耳一行，并选王室的女子婚配给他，这就是后来的齐姜。齐桓公死后，虽然国内战乱不断，但后来的国君也很敬重重耳，给予他优厚的款待，重耳又很爱齐女，就不顾齐已无力帮助他的现实，再也不愿离开齐国。齐女大义凛然，规劝重耳：“你是一国的公子，被迫害才来到这里，那么多的贤士为了你奔命。你不想回去，为安逸不能回报他们的苦心，我都为你害羞！现在还不行动，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大业？”她和赵衰等商议，借机将重耳灌得大醉，放置车上一行人疾驶，待重耳醒来已经出了齐国。重耳大怒仗剑要杀咎犯（另一贤士，重耳的舅舅），咎犯说：“你成了大事，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重耳冷静了下来，仍然狠狠地说：“大事若不成，我吃舅舅的肉！”咎犯回答：“要是成不了大事，我的肉是又腥又臊，怎么能吃？”
一路上，他们途径卫、曹、宋、郑等国，有礼遇也有冷落，最后到达楚国。楚成王以诸侯的礼节厚待重耳。过了几个月，晋太子圉逃出了秦国，秦穆公大怒，下决心迎接重耳以帮助他入主晋国。楚成王为重耳分析了形势，力促他依靠秦穆公，厚送他赴秦。见到重耳，秦穆公说：“我知道你是急于回国的。”重耳和赵衰再拜：“我们仰望君王，如同禾苗盼着春雨！”秦穆公送怀赢等五女给重耳，开始重耳不想接受（因为涉及怀公姬圉），谋臣们说：“他的国家都将属于我们，何况他的妻子！不能只拘小节。”
晋惠公死晋怀公继位。秦穆公发兵送重耳归晋，晋国的大臣多欢迎重耳，只有晋惠公的宠臣吕甥、郤芮不附。秦军渡过黄河，围困令狐，晋军屯于庐柳对恃。后来由咎犯出面，与秦晋大夫会盟，重耳入晋师、入曲沃、入武宫，逃亡在外十九年，即位为晋文公已六十二岁了。怀公圉逃亡到高粱，被晋文公派人刺杀。
吕甥、郤芮不愿附和晋文公，谋划在晋文公还没有稳住局势时，率军焚烧王宫杀重耳。其阴谋被勃鞮得知，于是有了下文：
吕甥（即阴饴甥，晋惠公、晋怀公的旧臣）和郤芮担心被害，就准备孤注一掷，焚烧王宫杀死晋侯。这时宫人勃鞮（寺人：即后世所说的宦官，披：即勃鞮，亦称履鞮）求见晋文公。但是文公派人斥责（让）他，并推托拒绝相见。来人传达晋文公的话：“在蒲城那一仗，君王命令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一夜，你（女：古通汝）是当天就赶到了。我跟狄国国君在渭河边打猎（田，古通畋：tian打猎），你奉惠公命令赶来设计谋杀我，他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三夜，你却第二天晚上就赶到了。虽然是有君王的命令，可你怎么那样行动迅速呢？那只衣袖（祛qu）现在我还存着呢，你赶快跑吧（别等到我后悔，那就会杀了你）！”勃鞮回答说：“我以为您进入国内掌权，就已经懂得了作国君的道理了。如果（若）仍然还没有明了，就还要遭遇灾难啊！对君王的命令必须要专注，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为国君除掉他所憎恶的人，执行者只能是全力以赴。至于这人是蒲人还是狄人，和我有什么相干！您现在即国君之位，难道就没有蒲城、狄国的仇人了吗？齐桓公能放下被射中带钩的恩怨，拜管仲为相，您如果和他不同（不是胸怀宽阔），那何劳您命令（我走开）呢？要走的人还很多，岂止仅仅是我这受过宫刑的臣子呐！”
于是晋文公接见了他，勃鞮把将发生的灾难告诉了文公。晋文公秘密地离开晋国，到王城会见了秦穆公。三月底晋国王宫起火，吕甥（瑕：一说是吕甥的封地邑名，但是他原封地应该是阴邑；另说阴饴甥复姓瑕吕）、郤芮没有抓到晋文公，就追到黄河边，秦穆公设计骗其进入王城，扑杀了他们。
寺人披说服了晋文公，使得国家又避免了一场动乱。晋文公宽阔的胸怀和气魄，和齐桓公应属比肩，这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齐桓公也曾流亡国外，回国即位途中，被管仲箭射带钩，及至管仲被押解回来，桓公却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拜其为相国，奠定了他称霸诸侯的人才基础。重耳即位时所面临的状况和齐桓公类似，百废待兴、政局动乱，而且他已经是六十三岁，能用的时间无多。但是磨难赋予了他智慧和经验，也为他拓展出了博大的容量。在国家和个人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正是这一切，给了他理智、机遇、灵感、对策和最后的胜利。晋文公开始听说勃鞮来，动怒但没有报复，只是劝其逃走——晋文公也是常人，有着人所共有的情感：“别呆在这里了，也许我一会儿越想越恨就杀了你”——胸襟的容量已见端倪，也正是这一表现，才使勃鞮放心了：重耳确是大贤！才讲出了一番大道理，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晋文公才能涉险无虞。勃鞮的归附，使得晋文公更加明确了，要振兴晋国，必须团结臣民安抚人心稳定政局。秦国的军队，可以帮他打下江山，可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则只能靠自己了。于是他借助秦穆公杀掉吕甥、郤芮后，立即颁发赦令：在献公、惠公、怀公时期直至此次叛乱中，晋国官员和其他人等，无论他是否吕郤二人的同党，对其任何作为一律不咎既往，都仍在原位供职。但是晋国上下还是人心惶惶。可想而知，重耳受尽迫害，在国外流亡十九年，国内的官员大多是反对派。
这时小吏头须求见。这个头须，原是跟随重耳逃亡的人，管理一应的财物。在重耳离开齐国的时候，他动摇了。现实明摆着，就凭着这一班人？复国必将是遥遥无期，住在齐国还能安逸温饱，偏偏要跑出来，真是上宾不当去做流浪汉。于是头须卷走了财产悄悄回到晋国。使得重耳两手空空，在曹、宋、郑国备受折难。头须在赦令颁发后——他倒是谨慎，不像勃鞮那样冒险，有赦令在，最少是确保了自己项上的人头——看出了赦令的成效不佳，就仿效勃鞮来见晋文公，说：“你若继续信任、使用我，人们就会认定：‘对战时谋杀他的勃鞮、危难中抛弃他的头须，国君都能任用，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局面就会稳定下来。”晋文公大喜，就仍然让头须为他驾车，也即亲兵，出入都和重耳同行止。这在晋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知道晋文公不计前嫌，胸怀宽阔。使恶意的流言自灭。
晋文公打开了局面，秦穆公很高兴，将文赢送来团聚。重耳在蒲城的儿子姬欢，献公征剿时躲入民间，其母死难而姬欢幸免。不久也来都城相聚，文赢认他为己子，被晋文公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晋襄公。狄国国君送来季隗，齐国也送来了文姜。晋文公把她们的事情说给文赢，尤其是文姜大义责难和设计，才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文赢十分赞许她们的品德，并坚持让正位给文姜。开始重耳未答应，文赢请求秦穆公帮助，才最后定了下来。
“读史使人明智。”从历来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应该已经读出应该怎样对待前年的仇敌。个性化的语言使我们看出了晋文公的宽容大度，捐弃前仇，化敌为友的胸怀。而寺人披又是随机应变，机智善辩，足智多谋。对于晋文公，以前自己的攻打对象能够毫无保留的诉说自己所知的情报，体现了待人的真诚，是何等的为人境界！文章虽然不长，但是精简的笔墨描绘将来龙去脉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大丈夫言而有信，一言九鼎。现代人早就认识到，信用是人们立身处事的原则，他们将狡狤视为人的恶习之一。本文正说明这个道理。
确实，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不得不使自己与社会兼容，而这纷纭复杂的社会包含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种种社会规范来维系这些关系，使社会得到正常的健康发展。如果都像鲁君那样言而无信，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之间就除了互相欺骗以外，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做人须讲信用，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应明白这个道理，朝令夕改乃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尔虞我诈是人际关系淡漠的结果。但愿这种状况不复存在。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