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河篇》这首诗有个典故。《唐诗纪事》载：“之问求为北门学士，天后不许，故此篇有乘槎访卜之语。后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过耳。’之问终身耻之。”这条记载虽颇类小说家言，似未必可靠，但这首诗中的确蕴含着某种怨愤情绪。诗人以神奇瑰丽的笔调，咏赞了秋夜银河的美好，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抒写了天上、人间的离愁别恨。全诗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流溢出凄迷、伤感的情调，隐隐透露出志不得扬的怅惘。
开头四句，以写景河笔。这里的“南楼”“西山”借用了两个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另《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像魏晋名士那样，纵情山水的心愿，寄寓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短短的四句诗中，先是以风凉、气清和万里无云，来衬托河汉的“明”；接着，把银河比作一条清浅的河流，还赋予它以“纵复横”的动势，使之更显清莹可爱，而典故的运用，使诗意更为深厚，所抒之情更加含蓄、婉转。
接着八句，诗人描绘在洛阳城中观看明河的情景。在这八句中，诗人以“画堂琼户”“云母帐”“水晶帘”等华美的辞藻，使各种富丽堂皇的景象接连呈现，既表现了帝都特有的风物，也与明澈的银河相映照，在一片柔光中，给帝都蒙上了一层朦胧、幽深而又神秘的色彩，使天上、人间连为一体。作者是富有创造力的宫廷诗人。他在诗中出色地运用了河的比喻：云母帐前反射的月光变成“泛滥”的“河水”。
接着诗人在以下的八句中，想象在银河的映照下，“南陌”思妇对于征人的思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慨。诗人从万户捣衣声中，想到了一去不归的征人，并进而想到了正在“鸳鸯机”上刺绣的女子。正在思妇思念征人时，一只孤雁正从牛郎、织女相会过的“乌鹊桥”边飞过，发出哀怨悲鸣，更使思妇的离愁难以平息，她痴痴地坐望天河，默念征人，直到银河渐渐地隐没。这明河似乎懂得舒卷屈伸、出处进退之道。《关尹子·三极》：“云之卷舒，禽之飞翔，皆在虚空中，所以变化无穷，圣人之道则然。”明河在黎明渐晓之时，任由浮云的遮蔽，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光辉让给那晓月的流光，悄然隐去；而思妇的眷怀之情，却无法停歇。这一段，是上文的转折和深入，它由单纯对明河的赞美，转入对人事的感叹，进一步把人间、天上融为一体。那捣衣之声与雁飞萤度相交织，冷清、凄切之感，无穷的相思之情，将伴着耿耿长河，无终无了。特别是诗人在“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两句中，赋予明河以人的崇高感情，使得它本来就美好的风彩更为美好。这里采用十分婉曲的手法，进一步赞美了明河，也为最后四句埋下了伏笔。
最后四句，诗人以神话故事，作了精彩而又富有深意的收结。如此美好的明河“可望不可亲”，因此，诗人要到天上去。晋张华《博物志》卷十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有人乘槎而去。遇一丈夫牵牛而饮。遂问此是何处。牵牛人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按严是汉代术士）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又据《太平御览》卷八引刘义庆《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支机石也。’”诗人把这两个故事糅合到一起，自然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执着地追求美好明河的强烈意愿。同时，诗情几经曲折，终于从地下跃升到了渺远的空中，天上、人间，到此合而为一，使诗歌充满了神奇、幽远的艺术魅力。自己终究希望离开那城阙阻障、复道蔽空的帝都洛阳，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字里行间深深地隐含着诗人难以言喻的怨愤。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下，蕴含着诗人因仕途失意而产生的苦闷与忧愁，以及对于当时政治的不满情绪。
这首诗虽然充满了典故和传统寓意，却仍然生动地描写出京城上空的银河景象。全诗疏密有致，摇曳生姿，既有跨越天上人间的宏大境界，又有对思妇之情的细致剖析。在结构上变化波澜，恰到好处地使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如“复出东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归”，“乌鹊桥边一雁飞。雁飞萤度愁难歇”，使得转接自然，气势流走。另外，全诗以散行为主，但却穿插了一些对句，如昏见晓河、云母水晶句，在自然中表现出精工，显得从容整练，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技巧。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
此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之比晋衰而将叛之。小河之水缓缓地流淌，流经水底的白石，清澈见底，映出粼粼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静安祥的环境。谁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着。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准备在曲沃起事。他们看到了敬爱的桓叔将有所作为，非常高兴。跟随未来之主，必将成为有功之臣。所以，很多造反起家的人，历来是有所图、有所为、有所得的。
此诗一唱三叹，反复歌咏着扬之水，白石白，以此映衬着白衣红袖，旗甲鲜明，说明队伍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胜券在握，踌躇满志，不禁喜上眉稍，根本没有不成功的担忧。所以很自然地耳语起来。这样也使此诗笼罩着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诗中“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是指诸侯的衣服，程俊英认为这是叛变者所穿。蒋立甫反驳之。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写登山所见。词人眼中，有环绕“孤城”的“长淮”逝水，以及岸边的迷离衰草。“故都”与“依然”，表现出一种时空变换的沧桑感。“迷”与“孤”二字，则渲染了一种迷蒙、苍茫的历史厚重感，营造出怀古的感情基调。
“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用一个“想”字，引出对历史往事的回忆。当时谢安推荐自己的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率军出战，因谢家居住在建康城中名门聚居的乌衣巷，而称谢家子弟为“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是作者赞扬他们少年有作为。“戈戟云横”表面写东晋军队武器齐整，兵容肃穆，实则暗指少年将领们带兵的魄力和谋略。
“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坐看”一词，颇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气概。当时，前秦皇帝因拥兵百万，曾说过“以吾之众旅，投鞭子江，足断其流”的话，态度骄狂。因此词人此处称之为“骄兵”。“沸浪骇奔鲸”描写苻坚的军队仓惶逃窜的景象，十分形象。
“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转盼”和“一顾”承接上句“坐看”，突出谢石、谢玄的才能和他们少年豪杰的风采，同时也表现出胜利者特有的淡定自若。“千载”接续“功成”，“千载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这些千年之后依然故在的景物，仿佛在向词人昭示往日的“峥嵘”，但是“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如今空有河山，豪杰却无处可寻了。感慨中隐约可见词人对当朝无人的失望。
叶梦得是南宋朝廷中坚决的主战派，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主和派。他遭受排挤而离京，心中满是愤慨，面对淝水之战的战场故址，回想那段成功驱逐异族侵犯的战争，自然生出今昔对比之意。
“信劳生、空成今古”，谢氏子弟劳碌一生，他们建立的功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殒，如今只空余“孤城”、“长淮”、“八公山”，向人话说当年。一切终将成空，所以词人“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以自嘲的口气笑自己太过执著纠结。
“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一句，暗含谢安晚年的一段历史典故。谢安年老时被晋孝武帝疏远，一次，在陪孝武帝喝酒时，当时的名士桓伊为他们弹筝助兴，歌曹植《怨歌行》日：“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声节悲慨，俯仰可观。孝武帝听完后，面有愧色。
同样是忠信见疑，词人拿谢安和自己进行对比，突出了自身处境的悲惨，谢安虽被猜疑，但尚能与孝武帝一同饮酒，且有桓伊为他仗义执言；而自己却只能暮年“独听桓筝”。下阕从“峥嵘”、“豪英”到“空成今古”、“笑我”，再到“可堪岁晚”，词情一再转折，怀古叹今的兴味丰厚浓郁，深合词人当时的复杂心情。
“登徒子”一向被作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便是从赋后始。其实此赋中登徒子，说他是一个谗巧小人还可，说其好色，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赋中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诋毁宋玉好色，宋玉则以东家邻女至美而其不动心为例说明他并不好色。又以登徒子妻其丑无比，登徒子却和她生了五个孩子，反驳说登徒子才好色。作者描写的登徒子妻岂止是丑，简直令人恶心，而登徒子“悦之”，若好色如登徒子，可称为“色盲”。其实，作者是根据《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推而广之，目的是指斥嫉贤妒能的谗巧小人而已。同时，更是借章华大夫的“‘发乎情，止乎礼’来假以为辞，讽于淫也”（李善《文选》本赋注），曲折地表达讽谏楚王之意。
此赋写了三种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登徒子是女人即爱；宋玉本人是矫情自高；秦章华大夫则好色而守德。作者以第二种自居，是为了反击登徒子之流，实则作者赞同的是第三种，即发乎情止乎礼，这种态度近于人性而又合乎礼制是我国古代文人大夫对待两性关系代表性的态度。和道学家或滥淫者比较，这确也是一种可取的态度。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时有反映。
此赋极尽刻画之形容，如：“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这种方法，继承了前人，如《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只是此赋的描写更细腻更极尽刻画形容之能事。
这篇《登徒子好色赋》问世以后，登徒子便成了好色之徒的代称。然而只要细读此文，就不难发现，登徒子既不追逐美女，又从不见异思迁，始终不嫌弃他那位容貌丑陋的妻子，这实在非常难得。登徒子在夫妻生活方面感情如此专一，绝非好色之徒所能办得到的，因而有实事求是地加以澄清的必要。
宋玉此赋之所以影响巨大，主要是因为作者巧妙地运用烘托的手法描绘了一幅美女的肖像。文中有这么几句：“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段话不但一直被后世引用，而且还有人仿效其方法写作。如乐府民歌《陌上桑》在描写采桑女罗敷的美貌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诗中写道：“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罗敷究竟有多么美丽，诗中并没有直接描写，只写出挑担子的人撂下担子，青年人脱下帽子，农夫忘记了犁地和锄草，甚至招来家人的怨怒，就因为观赏罗敷去了。这种描写美女的手法，一直沿用至今。号称“西部歌王”的王洛滨，在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歌时，也采用了此种手法。他在歌词中是这样描写那位美貌牧羊姑娘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身旁，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人们为什么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呢？就因为那位牧羊姑娘长得实在太漂亮了，乃至使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愿变一只小羊，躺在她的身旁，每天让她用皮鞭轻轻地打在我的身上。”黄梅戏的《夫妻观灯》，也是同样。正月十五元宵夜，一对年轻夫妻去观花灯，看着看着，小伙子对周围观众不去看灯，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漂亮的妻子看很是不满。用此种烘托的手法去描写美女，可说已经成了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追本溯源，盖出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