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分三章,每章共七句。首章写在楚丘营建宫室。古代科学技术还比较原始,建造宅邸需要定向,只能依靠日星。定星每年夏历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黄昏时分出现在正南天空,与北极星相对应,就可准确测定南北方位。至于东西,揆度日影也可确知。又十月后期方届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是相当科学。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对今天也是一种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见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者比,由此让人品尝出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首章写的是群体劳动,那样的科学规划,那样的紧张有序,那样的自豪自信,在颇为整饬而略带进行曲色彩的诗行中,读者仿佛触摸到了卫人重建家园时那种明朗而又热烈的欢快脉搏。可是,人们不可能自发盲目劳作,也不可能群龙无首,这一大规模工程究竟由谁擘画和领导的,由此造成小小悬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叙缘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势。
二章追叙卫文公卜筑楚丘的全过程。全过程包括二个层次:尽人事,敬天命。前五句为尽人事,先是“望”,后是“观”。望是登高远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复,说明端详得极其细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还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这显示文公有丰富的堪舆风水知识。“观”是降观,下到田地察看蚕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渔。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作为贤君自然不会疏忽。这五句从“登”到“降”,从“望”到“观”,全景扫描,场面宏远,在广阔雄伟的背景上刻划了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文公形象。最后两句写占卜,经“天意”认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读者认识古代历史。
与二章大刀阔斧手笔迥不相侔,三章却于细微处见精神。三章写文公躬劝农桑。“好雨知时节”,有一天夜里春雨绵绵滋润大地,黎明时分天转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车夫套车赶往桑田。这幅具体的细节描写图,要传达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视农业生产,亲自前往劝耕督种。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不难想见。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结穴,揭出题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深远啊!全诗叙事,都用赋的手法,从赋中让人品味出赞颂的韵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二句虽然也是赋,却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渊”,崇尚实际,不繁文缛节做表面文章,才使卫国由弱变强。一、二、三章的所有叙写,无不围绕“秉心塞渊”而展开。
诗末句“騋牝三千”,好像与全诗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构成一种因果关系。上述卜地、筑宫、兴农种种是因,此句是果。兵强马壮,常体现一国的富强,在文公治理下,卫国确实日臻富强。《诗经原始》也高度评价文公治卫,称其“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