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便有许多精彩。欲写夜宿,先说朝游,笔调来得舒缓。劈头而下、突兀而起,也是一种写法,但那比较适合激烈冲荡的情绪。像这诗要表达幽深情趣,便需缓缓引入。好似游山先渡水,才觉得味道悠长。但前二句不仅是个入题的铺垫,也是诗情的动因。“朝搴苑中兰”,语出《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兰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恐怕它在霜露中凋残,而采摘把玩,这是隐喻的写法,包涵着珍惜具有才智和美德的生命的意味。谢灵运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贬出永嘉,辞官暂隐,在于他是很难接受的人生挫折,难免有才智之士不能为世所容的怨艾与自怜,这情绪便在“朝搴苑中兰”的形象中表现出来。因此乃有暮宿石上、流连光华的举动。倘无前二句,全诗就变单薄了。后二句中,“云际宿”一则略带夸张地写出石门别墅所在之高,又暗用《九歌·少司命》“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待)兮云之际”诗意,透出孤独无侣、似有所待的怅惘。归结到“弄此石上月”,一个高洁多情,极富美感的形象。“石上月”不是天上月,那是流动着的如水如雾的一片,那是轻柔宛曼的乐章。石的清凉,诗人的忧郁,都写在这音乐中了。
将四句诗连贯起来,可以发现一、三句同二、四句,均是松散的隔句对。“朝搴”与“瞑还”对应,时间趋近;“畏彼”与“弄此”对应,方位趋近。你单是读,未必要多想什么,自会觉得有一种风姿、一种韵调轻轻摇曳、回环飘荡而来,恰与月华的流动重合。总之,这四句诗的语言具有相当丰富而又完整统一的功能,是真正的诗歌语言。
接着四句,是对夜景的欣赏。——但又很难说是夜“景”,很难说是“欣赏”。这是用听觉在感受夜,并由感受而渐渐潜入自然的深处。张玉谷《古诗赏析》说:“中四即所闻写景,不以目治,而以耳治,是夜宿神理。”这“神理”指什么,他却没有讲清楚。首先应该说,夜景不是不能用目光观赏,也不是不能写好,古诗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描绘视界中的夜景,非着力不可,人和自然容易处在分离的状态,其效果与此诗所追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先看前二句:鸟的鸣叫声渐渐低落、渐渐稀少,最后成为偶尔一二声的啁啾,于是意识到它们已在林中栖息,夜越来越深;而在沉静之中,时时又传来簌簌的落叶声,于是知道山中又起了夜风。这二句已经很好地写出了山夜的气氛。因为声音是变动着的,时生时消,起伏不定,它比山林沟壑等固定的形体更能体现山夜的情趣,体现万物在根本的虚寂中运化的节律。这也许就是张玉谷所说的“夜宿神理”吧。
但后二句却是更深入的体验。这二句互文见意,是说夜中“异音”、“殊响”一起来到耳边,听来都是清亮悠扬的声调。所谓“异音”、“殊响”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鸟儿的鸣叫,枯叶的飘落,还是不息的山溪,断续的虫吟。什么都是,什么也都不是。诗人称那些声音为“异音”、“殊响”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声音本身,而是声音引起的人的奇异感觉。正因为这是一种感觉,那些声音也被改变了,放大了,成为“俱清越”的音调。换句话说,在诗人凝神静听山夜中各种声响的时候,那些声响唤起了人心深处的某种幻觉;以这幻觉感受那些声响,它们也变得与平时不同。这样,似乎在人的生命的深处与自然的深处形成某种神秘的沟通。确实,人们对人和自然,都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东西,因而常常凭借着神秘的感受力去体验自然。像谢灵运这样敏锐的诗人,他的体验也比常人来得丰富。
按照通常的写法,谢灵运的诗在描摹景物之后,总有一段哲理性的议论。此诗的最后四句收结,却不是如此。他只是感叹:如此美妙的秋夜,却无人能够欣赏,我也就无从向谁夸美这杯中的好酒了。言外之意,是说世人多庸俗,缺乏高逸情趣,难与自己同游。最后两句仍是用《九歌·少司命》诗意,原诗说:“与汝沐兮咸池,晞汝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谢灵运心中盼望的“美人”终究不会来到,这只是白白地等待,直到太阳出来,晒干我的头发罢了。这里面其实有双重的内涵:一方面,谢灵运确实希望有志同道合、情趣相通的朋友与自己共赏这秋夜景色;另一方面,绝景独游,无人为侣,恰恰显示了自己不与凡俗同流的品格,表达出孤独高傲、睥睨一世的心情。以谢灵运的性格而言,后者是更重要的。
魏晋南朝,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和强化的时代。而自我意识加强的必然结果,就是孤独感的产生和强化。于是,投向自然,谋求个人与自然的沟通,又成为从孤独感中解脱出来的途径之一。谢灵运这首诗,就是把孤独感,以及孤独中人与自然的感通和追求志同道合者的情绪,构造成美好的意境。尽管他的其它山水诗也有类似的表现,但都比不上这首诗单纯而优美。所以,在诗史上,这也是一首很有意义的作品。它可以说明:诗歌是怎样随着人的感情生活的丰富复杂化而变得丰富复杂起来的。
凡是写秋夜的诗,都是在月,在露,在星空上作文章,创造一个幽清寂静的世界。如唐顾非熊《月夜登王屋仙台》:“月临峰顶坛,气爽觉天宽。身去银河静,衣沾玉露寒。”就是如此。陈与义这首《秋夜》诗的前两句,也是把几般景色组合在一起,在内容上没有创新,在造句上很见工巧。如“白露洗空”著一“洗”字,把秋夜天空的爽朗形象地描绘出来,道前人所未道。同时,露在半夜后始降,降露的天必定是晴天,又与“三更”、“河汉明”的背景相吻合,足见诗人观察得很细致。
秋天是肃杀的季节,宋玉的《九辩》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后,列举了种种秋天带给人的悲伤。从此,悲秋成为文人诗文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而萧瑟秋声,就成为悲秋的媒介。陈与义这首诗,前两句虽然纯粹是写景,但首句说“中庭淡月照三更”,表明了他半夜三更还在庭院中徘徊不睡,预伏下诗人是因秋而有感,难以入寐,三、四句就理应写情,表示悲秋情怀。然而诗人又偏作拗折,不但不写悲秋,反说请凌厉的秋风不要把树叶都吹尽,使得耳中缺少了沙沙的秋声。这样写,表面上是说自己不会发愁,有意寻觅秋声,唯恐缺少了引起愁思的秋声,是豁达语,实际上是作者在故作旷放,藉以抒发牢愁。
中国古代诗歌,常常通过故意违反常情的豁达语来达到更深层次抒情的目的,如这首诗,明明是悲秋,阵阵凄凉秋声扰得他不能入睡,却正话反说,把不堪写成有趣,更突出了愁的深度。这样写法,常见不鲜,如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诗云:“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也是有意斡旋,寄托秋思。被称为薄命诗人的清人黄仲则,尤多此类语。如古诗有“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句,黄仲则偏说“愁多思买白杨栽”,又如重阳风雨,添人愁思,他偏说:“有花有酒翻寂寞,无风无雨倍凄凉”,都翻进一层,令人感慨。
此诗在构思上的特点,是用侧面描写来表现主题。诗中并没具体描写战争,而是通过对塞外景物和昔日战争遗迹的描绘,来表达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开头四句是从军士饮马渡河的所见所感,描绘了塞外枯旷苦寒景象。诗人把描写的时间选在深秋的黄昏,这样更有利于表现所写的内容。写苦寒,只选择了水和风这两种最能表现环境特征的景物,笔墨简洁,又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首句的“饮马”者就是军士。诗中的“水”指洮水,临洮城就在洮水畔。“饮马”须牵马入水,所以感觉“水寒”,看似不经意,实则工于匠心。中原或中原以南地区,秋风只使人感到凉爽,但塞外的秋风,却已然“似刀”。足见其风不但猛烈,而且寒冷,仅用十字,就把地域的特点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三四两句写远望临洮的景象。“平沙”谓沙漠之地。临洮,古县名,因县城临洮水而得名。即今甘肃东部的岷县,是长城的起点,唐代为陇右道岷州的治所,这里常常发生战争。暮色苍茫,广袤的沙漠望不到边,天边挂着一轮金黄的落日,临洮城远远地隐现在暮色中。境界阔大,气势恢宏。
临洮一带是历代经常征战的战场。据新旧《唐书·王晙列传》和《吐蕃传》等书载:公元714年(开元二年)旧历十月,吐蕃以精兵十万寇临洮,朔方军总管王晙与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等合兵拒之,先后在大来谷口、武阶、长子等处大败吐蕃,前后杀获数万,获马羊二十万,吐蕃死者枕藉,洮水为之不流。诗中所说的“长城战”,指的就是这次战争。“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这是众人的说法。对此,诗人不是直接从正面进行辩驳或加以评论,而是以这里的景物和战争遗迹来作回答:“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足”是充满的意思。“白骨”是战死者的尸骨。“今古”贯通两句,上下句都包括在内;不仅指从古到今,还包括一年四季,每月每天。意思是说,临洮这一带,一年四季,黄尘弥漫,战死者的白骨,杂乱地弃在蓬蒿间,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这里的“白骨”,包含开元二年这次“长城战”战死的战士,及这以前战死的战士。这里没有一个议论字眼,却将战争的残酷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这里是议论,是说理,但这种议论、说理,却完全是以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手法极其高妙。
这首诗着重表现军旅生活的艰辛及战争的残酷,其中蕴含了诗人对黩武战争的反对情绪。
这篇奏疏,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的要注意积贮的重要论文。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表现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主张,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同时,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观点,既而引用古人有关不耕不织、用之无度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性的言论,对照当时社会食者众、靡者多、积蓄少的现象,提醒当权者必须慎重正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着文章论及灾害的必然性,谈到禹、汤受此之苦,并在此基础上接连设问:如果我们也遇到灾害,“国胡以相恤”?如果边境有敌人入侵,“国胡以馈之”?不仅如此,文章更具体揭示了旱荒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一勇者行劫,老弱者易子而食,政治未毕通等。
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 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
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逐层深入地来论证中心论点。文章第一段,首先引用管子之言和古人深知民足致治的事实,对古之治天下,重积贮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阐明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从正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接着由古及今,联系实际,针对当前生产少,消费多,淫侈之风滋长,不重视积贮,国家有覆亡可能的危险形势,说明不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这样通过古今对比,理论和形势的分析,从正反两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第二段,则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个方面,从国家存亡攸关的高度阐明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积贮的重要。至第三段,则在前面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中心论点,并与第二段及第一段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论证,阐明积贮之利是关系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业生产,是加强积贮的根本措施,从正面更深入一层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围绕中心论点,引古证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正反对照,并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有条不紊,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