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寓言讲述养猴子的人残酷剥削猴子,猴子觉醒后群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靠权术奴役百姓而不讲法度的人迟早要遭到反抗并必然灭亡的道理。全文语言简练古朴,与主题相映生辉,耐人寻味。作为寓言,《楚人养狙》包括寓言故事和教训两个部分。
这篇寓言故事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写狙公对猴子的剥削和压迫:“赋什一以自奉。”这是不劳而获,亦即剥削行为。“鞭箠”则是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猴子们都害怕狙公,虽以摘取果实为苦事,但不敢不依从。这是压迫的表面效果。
第二层交代故事的发展。这一层逻辑十分谨严,小猴子提出的第一、二两个问题可谓前提,第三个问题属于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合理而又深刻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作者故意让小猴子提出问题,一方面寄寓着老猴子麻木不仁、因循保守,小猴子思维敏捷、无所顾忌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残剥削和压迫,连入世不深的小猴子也认识得一清二楚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作者在这一层中,着重从揭露剥削的角度进行思辨和启迪,从而增加了故事内涵的深刻性。
第三层叙述故事的结果:众狙相携入山不返,狙公卒饿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刘基的笔下众狙不再盲从,并非愚昧,它们有了自己的思索与追求。作品的第一层交代的“弗敢违也”,实际上并不是压迫和剥削的必然后果,而是暂时现象。被剥削、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必然会产生像第三层所叙述的反抗行动。
这则寓言给予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是一般的哲学道理和道德理念,而是带有锋芒的政治主张。寓言的实质是刘基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了刘基对人的尊重,对自我的尊重。作为元王朝残酷统治的目击者,刘基的这则寓言,带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它实际上变成了元王朝覆灭的预言。
就形式而言,《楚人养狙》中的寓言故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寓言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而寓言故事则是比喻中的喻体。因为蛮横无理地奴役百姓,势必激起反抗的道理比较抽象,直接陈说又很可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所以作者引譬设喻,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虚构了猴子造反的故事,给抽象的道理描绘了一幅形象的图画。
其二是故事简短紧凑,纯用作者的叙述和议论,不作细致的描绘,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曾经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真理犹如人体,作为外衣的故事必须合身。又因它旨在解剖和评判生活,所以并不需要对形象作细致描绘。
其三是作品紧紧抓住生活的特征,把它放大,进行艺术的夸张。生活中存在着压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作者就设计了一群受压迫的猴子,这些猴子有组织,会说话,能思考,甚至还会出谋划策,采取巧妙的报复行动。这是拟人的写法,艺术的夸张。但这样的夸张又完全符合现实人生的情理。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
这是一首十分明显的感怀秋日的词。
杨炎正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志士,由于统治者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卓越才能、远大抱负无从施展。这首词通过对自家身世的倾诉,来表达他那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真实地表现了他那种感时抚事、郁郁不得志的心理活动。虽然这首词哀怨伤感是主要氛围,但作者并非完全消沉,一蹶不振。全词立意炼句不同一般,豪放、沉郁而又风姿卓约,艺术上有其特殊之处。
词的上片,写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愁思,悲壮而沉郁。起首两句,轻描淡写愁态,夕阳西斜,词人手持酒杯,临风怀想,突发奇问。斜日,除了实写景物,点明时间外,同时还有虚写年华流逝之意,暗寓岁月蹉跎、青春不再的感慨。“无语问西风”,谓所问出之于心而不宣之于口。所问者西风,除了点明秋令外,也有与上句的“斜日”同一寓意。这两句是对仗,使人不觉。接下来“胭脂”两句,自然是发问的内容。
“芙蓉”是荷花,这里指秋荷。梁昭明太子《芙蓉赋》说它“初荣夏芬,晚花秋曜”。花色红艳,所以词人问西风: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胭脂都做了颜料去染秋荷了(染得它这样红)?正如东风是春花的主宰一样,西风也是秋花的主宰,至少词人在这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一问自然是怪诞而无理。又何以有此一问?
词人来到江边,见秋江上满眼芙蓉,红艳夺目,与其时自家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心里嘀咕,产生了这样奇怪的想头,正如伤春的人,责怪花开鸟鸣,可谓推陈出新之笔,以此暗写愁怀,颇为沉郁。“放眼暮江千顷”句,补出上文见芙蓉时己在江边,不疏不漏,“暮”字又回应“斜日”。这千顷大江,“中有离愁万斛,无处落征鸿”,转出写愁正题。以往文人写愁,方式较多:李煜以“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喻之;贺铸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喻之;李清照以“双溪舴艋舟,载不动”(《武陵春》)喻之;皆构思新颖,设想奇特。这里,词人化用庾信“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句,以“万斛”言愁之可量,量而不尽,使抽象无形之愁,化为形象具体之物,比喻妥贴、生动。紧接着“无处”一句,再次极言愁之多,强化愁情:离愁满江,竟连飞鸟立足栖息的地方都没有,何况人呢?愁之无边无际,由此可以想见,真是凄恻悲凉至极。这一句在上面两句的形象比拟基础上对愁情加以浓笔重抹,直至写足写透。以上七句,分作四层写壮志未酬之愁情。
从淡笔轻写到暗笔意写,再转为明笔直写,最后又加以浓笔重写,层层递进,层层渲染。在这淡浓、明暗的映衬中,愁情愈发显得强烈、鲜明。当时,词人已三十四岁了,仍然是一介布衣。满腹经世之才,无处施展,的确使人愁肠寸断。这种“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悲壮沉郁之情,至此淋漓尽致,达到高潮。于是在笔墨酣畅之后,词人又出以淡笔,使语气变得平缓。
“天在阑干角,人倚醉醒中”:暮色苍茫,唯有阑干的一角还可见一线天光;倚着阑干,愁怀难遣。“醉醒中”,非醉非醒、似醉仍醒的状态,是把酒浇愁(醉)而后放眼观物(醒)情貌的捏合,与东坡《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句所说的相近。词人饮酒之所以醉,是由于内心积郁,愁肠百结;而仍醒,是因为胸中块垒难平,壮志未酬。两句一边收束上片的离愁别绪,一边又启下片的心理矛盾。结构上显得变化多端,感情上也顿挫有致,视象上又现出一幅落拓志士的绝妙画图。
下片,词人即调转笔锋,着重刻画报国与归田的心理矛盾。开合张弛,忽纵忽擒。首先是过片三句承接上片意脉,由词人自言其人生道路:客游他乡,披风戴雨,萍踪浪迹,飘泊不定;接着,由此发出人生如寄的感叹,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诗意,寄寓田园之思。并且紧跟问句,愤然发问:谁是国中豪杰?答语显然:国中豪杰舍我其谁!而英雄又何处可用武?词人无奈地说:“请借我浪迹江湖的舟楫”;我愿效法范蠡大夫,做个钓鱼隐士。把退隐心情表现得委婉有致而又酣畅淋漓,渲染得十分饱满。
这几句真实反映了词人遭受了人生的种种挫折,抱负未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从而憔悴失意,无可奈何的苦衷。《水调歌头·登多景楼》一词有“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此意仗江月,分付与沙鸥”,坦露的也正是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爱国志士中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辛弃疾与之唱和的词中就有“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桔千头。”这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和悲愤,饱含着多少辛酸苦辣。最后两句,笔调顿挫。在那股去国离家,退隐田园的感情洪流奔腾汹涌之时,骤然放下闸门。从而强烈表现了词人立志报效国家的拳拳之心;倾吐了对故国山河的无限眷恋;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词人既欲摆脱一切,又彷徨无地的心态,以及憨厚、忠悃的性情。它与屈原“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的爱国精神一脉相承。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今江西省九江市。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严评本《李杜全集》载明人批此诗:“‘险马当’三字尚觉生硬。后二句语不甚深 ,以无意出之却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