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游子他乡思旧之作。先由清明后花落写起,接着叙游子悲愁。“曲岸”、“垂杨”两句道离愁,“楼空”两句写别恨。换头“闻道”紧承“燕子能说”,揭示“空楼”中佳人当时处境:“帘底纤纤月”,月不圆人也不团圆。“料得明朝”又翻出新意:果真能见,但她可望而不可及。吞吐顿挫,道出佳人难再得的幽怨。
此词上阙中:“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时屏寒怯。”清明时节,春冷似秋,东风惊梦,令人触景生情,萌生悲凉之情感。“又”字点出前次来此,也是之个季节。暗合于唐人崔护春日郊游,邂逅村女之事。“客梦”暗指旧游之梦,“一枕寒怯”之孤单又暗衬前回在此地的欢会之欢愉。果然,下边作者按捺不住对往事的追忆:“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曲岸、垂杨,宛然如旧,而人去楼空了;只有似曾相识之飞燕,在呢喃地向人诉说,为人惋惜而已。末句化用东坡《永遇乐》“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词意,却能翻出新意,颇有信手拈来之感。这五句,作者回忆往日惜别感伤此时不得复见笔落之处愁思可见,这隐隐含悲之语在其词作中少有。
此词下阙则歇拍处意脉不断,承接上片回忆之感伤一气流注而入下片:“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绮陌”,犹言烟花巷。纤纤月出于帘底,指美人足,典出窅娘。极艳处,落笔却清雅脱俗,此亦稼轩之出众之处。至此可知此女是风尘女子。这里说不仅“飞燕”知之;向行人打听,也知确有此美人,但已不知去向了。惆怅更增,所以作者伤心地说:“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时山千叠。”上年惜别的旧恨,已如流水之难尽;此时重访不见的新恨更如乱山时叠,令人如何忍受。皖南江边山多,将眼前景色信手拈来,作为妙喻。用意一唱三叹,造语一波三折,稼轩为词,达情至切他人有感而觉无可言者,他都能尽情抒发。如镜里花难折,似有未了之意但不知从何说起。稼轩则又推进一层,造成了余意不尽的结尾:“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意思是:那时,想来她也该会吃惊地、关切地问我“你怎么添了这多的白发啊!”只能如此罢了!
全词以想象中的普通应酬话,写出双方的深挚之情与身世之感叹。这白头,既意味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又饱含着“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悲愤,真可谓百感交集。写到此,恋旧之情、身世之感已浑然不可分,大有“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的意味,实为借恋杯之酒,浇胸中感时伤事之块垒。因为有此一结,再返观全词,只觉得无处不悲凉。这结尾,也照应了开头的岁月如流,于是归结到萧萧华发上,就此顿住。
辛词郁积如山,欲说还休。清真所为是笔触纤细、笔笔勾勒的工笔仕女图;稼轩作成的却是洒脱爽健、一挥而就的泼墨写意画。这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是词人个性与气质的差异而造成的。同时也能看出稼轩词作风格之独特,确实与众不同。
“毕竟几人真得鹿”中“鹿”喻指人世间虚幻的富贵。富贵不坚牢,让人魂牵梦绕,始终不知自己是活在现实还是梦中,不知道梦醒后自己是否真正拥有。“不知终日梦为鱼”你在梦里认为自己是鸟,所以飞;你在梦里认为自己是鱼,所以游。你认为中的自己,真的就是你吗?
一世到头,皆是虚空,不必太过计较成败与得失。其实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某个瞬间而已,顺着自己的心意去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
《葬花吟》是曹雪芹创作的章回小说《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诗。这首诗在风格上仿效初唐体的歌行体,名为咏花,实则写人。全诗血泪怨怒凝聚,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暗淡而凄清的画面,浓烈而忧伤的情调,展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细微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其在生与死、爱与恨等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对自身存在焦虑不安的体验和对生命迷茫的情感。将花拟人,以花喻人,把花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紧相联系,有力地控诉了那些摧残花的自然界和扼杀人的黑暗社会恶势力。明写花,实写人,将人物的遭遇、命运、思想、感情融汇于景与物的描绘之中,创造出内涵丰富、形象鲜明生动的意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整首诗是林黛玉生命理念和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全诗抒情淋漓尽致,语言如泣如诉,声声悲音,字字血泪,满篇无一字不是发自肺腑、无一字不是血泪凝成,把林黛玉对身世的遭遇和感叹表现得入木三分。《葬花吟》写出主人公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是为其思想价值。
此诗另一价值在于它为后人提供了探索曹雪芹笔下的宝黛悲剧的重要线索。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指出:没有看过“宝玉之后文”是无从对此诗加批的;批书人“停笔以待”的也正是与此诗有关的“后文”。所谓“后文”当然是指后半部佚稿冲写黛玉之死的文字。如果这首诗中仅仅一般地以落花象征红颜薄命,那也用不着非待后文不可;只有诗中所写非泛泛之言,而大都与后来黛玉之死情节声切相关时,才有必要强调指出,在看过后面文字以后,应回头来再重新加深对此诗的理解。由此可见,《葬花吟》实际上就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
为落花缝锦囊,为落花埋香冢;还要悲哭,还要作诗。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唐”举动,唯有痴情如宝黛者方能理解,也唯有发生在宝黛身上方能为世人所理解。和曹雪芹同时期的富察·明义《题红楼梦》绝句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如。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似谶成真”,这是只有知道了作者所写黛玉之死的情节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以前红学研究者还以为明义未必能如脂砚那样看到小说全书,从此绝句中可以看出,他读到过后半部部分稿子的可能性极大,或者至少也听作者交往的圈子里的人比较详尽地说起过后半部的主要情节。如果说,明义绝句中提到后来的事像“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之类,还可由推测而知的话;那么,写宝玉贫穷的“王孙瘦损骨嶙峋”,和写他因获罪致使他心中的人为他的不幸忧忿而死的“惭愧当年石季伦”等诗句,是再也无从凭想象而得的。
上面所引之诗中的后两句也是如此:明义说,他真希望有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能救活黛玉,让宝、黛两个有情人成为眷属,把已断绝的月下老人所牵的红丝绳再接续起来。可想而知,只要“沉痼”能起,“红丝”也就能续,这与后来续书者想象宝、黛悲剧的原因在于婚姻不自主极为不同。倘若一切都如程伟元、高鹗整理的续书中所写的那样,则贾宝玉已有他属。起黛玉“沉痼”毫无作用。“续红丝”当然不是为了要她做宝二姨娘。
《葬花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甚至通过写鹦鹉学吟诗也提到。可知红颜老死之日,确在春残花落之时,并非虚词作比。同时,这里说“他年葬侬知是谁”,前面又说“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飘泊难寻觅”等等,则黛玉亦如晴雯那样死于十分凄惨寂寞的境况之中可以。那时,并非大家都忙着为宝玉办喜事,因而无暇顾及,恰恰相反,宝玉、凤姐都因避祸流落在外,那正是“家亡莫论亲”、“各自须寻各自门”的日子,诗中“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或含此意。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几句,原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怜落花而怨及燕子归去,用意甚难把握贯通。倘作谶语看,就比较明确了。大概春天里宝黛的婚事已基本说定了,即所谓“香巢初垒成”,可是,到了秋天,发生了变故,就像梁间燕子无情地飞去那样,宝玉被迫离家出走了。因而,她悲叹“花魂鸟魂总难留”,幻想着自己能“胁下生双翼”也随之而去。她日夜悲啼,终至于“泪尽证前缘”了。
这样,“花落人亡两不知”,若以“花落”比黛玉,“人亡”(流亡也)说宝玉,正是完全切合的。贾宝玉凡遭所谓“丑祸”,总有别人要随之而倒霉的。先有金钏,后有晴雯,终于轮到了黛玉,所以诗中又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双关语可用来剖白和显示气节。“一别秋风又一年”,宝玉在次年秋天回到贾府,但所见怡红院已“红瘦绿稀”(脂评),潇湘馆更是一片“落叶萧萧,寒姻漠漠”(脂评)的凄凉景象,黛玉的闺房和宝玉的绛芸轩一样,只见“蛛丝儿结满雕梁”(脂评谓指宝黛住处),虽然还有薛宝钗在,而且以后还成其“金玉姻缘”,但这不能弥补他“对境悼颦儿”时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创痛。“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只是从脂评所提及的线索中可以得到印证的一些细节,所述未必都那么妥当。但此诗与宝黛悲剧情节必定有照应这一点,应不是主观臆断;其实,“似谶成真”的诗还不止于此,黛玉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和《桃花行》也有这种性质。前者仿佛不幸地言中了她后来离别宝玉的情景,后者则又像是她对自己“泪尽夭亡”(脂评)结局的预先写照。
有人说《葬花吟》是从唐寅的两首诗中“脱胎”的(《红楼梦辨》)。诗歌当然是有所继承借鉴的,但不应把文艺创作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说到《葬花吟》在某些遣词造句、意境格调上利用前人之作,实不必到明人的集子中去找。唐初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类为人熟知的诗句也足以借取利用。即如葬花情节,也未必径取唐寅将牡丹花“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东畔”事,作者的祖父曹寅的《楝亭诗钞》中也就有“百年孤冢葬桃花”的诗句,也不足以启发他的构思。但这些都是“流”,都仅仅是利用,既不表现诗的主要精神,也决不能代替作者源于现实生活的创造。何况,如前所述,此诗中,作者运笔鬼斧神工之处,完全不在于表面上那些伤春惜花词句的悱恻缠绵。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黛玉这首抒情诗,实际上也是隐示其命运的谶语。她如一朵馨香娇嫩的花朵,悄悄地开放,又在狂风骤雨中被折磨得枝枯叶败,从世界上悄悄消逝。说这首诗是谶语,是就其整体的思想而言,并不是说每字每句都隐示着黛玉的具体遭遇。
《葬花吟》中消极颓伤的情绪也是极其浓重且不容忽视的。它曾对缺乏分析思考能力的读者起过不良的影响。这种情绪虽然在艺术上完全符合林黛玉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地位所形成的思想性格,但毕竟因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借所倾心的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而显露了他本身思想的弱点。
其实《葬花吟》不仅仅是黛玉一个人的诗谶,同时也是大观园群芳共同的诗谶。她们尽管未来的具体遭遇各不相同但在“有命无运”这一点上却没有两样,都是在“薄命司”注册的人物。随着贾家的败落,所有的大观园内的女孩儿都要陷于污淖、沟渠之中,都没有好命运。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