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起句全用《醉翁亭记》首句原文。起笔写出环滁皆山之空间境界，颇有一份大自然怀抱之中的慰藉感，从而覆盖全篇，定下基调。下一个“也”字，已露唱叹之情。“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用原作句意，词句更省净，直指环山中之琅琊。蔚然一词更言深秀，倍加令人神往。“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三句，以便装句法，移植原作中“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下泉上者，醉翁亭也”等句的句意直点出意境核心之所，而语句更加省净。“翁之乐也。”此一句拖笔，变上文之描写而为抒情，词情遂愈发曳生姿。这句是词人统摄原意而自铸新辞，笔力之巨，显然可见。接下来“得之心、寓之酒也。”二句概括原作中“醉翁之意不酒，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醉翁之意不酒”原作文眼之句，而山谷却宁舍此不用，可谓独具慧眼。境由心生，故谓之得。酒为外缘，故谓之寓。此句较“醉翁之意不酒”，更为内向，更为深刻。“更野芳佳木，风高日出，景无穷也。”此三句，囊括原作“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一节，于朝暮一节仅以日出二字点出，其余略去，而着力写四季。这是因为写四季尤可开拓意境之时间深度，从而与上文环滁皆山的空间广度相副，境界遂愈感阔大遥深，此类笔法，深得造境之理。只言景无穷，而乐无穷实已寓于其中，这又深得融情之法。词人运思之自由灵活由此可见一斑。
过片，将原文“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一节，尽行打并“游也”这两字短韵的一声唱叹之中，笔墨精炼绝伦。下边着力写太守与众宾客之游乐。“山肴野蔌，酒冽泉香，沸筹霾。”筹，是用来行酒令、饮酒计数的签子。此三句，移植原作中的意境、句意泉香酒洌，系泉洌酒香，倒装为的是增强语感之美。山肴泉酒之饮食，及此处略写的非丝非竹之音乐，正是野趣、自然之趣的体现。极写此趣，实透露出作者愤世之情。众人之乐以至于沸，又正是众人与太守同一情趣之证明。“沸”字添得有力，足见词人文思之奇。人心既与自然相合，人际情趣亦复相投，所以“太守醉也。喧哗众宾欢也。”太守遭贬谪别有伤心怀抱，故返归自然容易沉醉。众人无此怀抱，故欢然而已。一醉一欢，下字自有轻重。此二句移植原作中“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几句句意。下边，“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太守乐其乐也”三句，揉合“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及“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太守游宴，不用乐工歌妓弹唱侑酒，因有酿泉潺潺水声助兴。其所乐者何？众人不知，但太守实以与民共乐为乐。“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结句亦隐括原文结语：“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醉翁亭记》以雍容而平易之文情，表现了超越而深沉的哲思，即天人合一、与民同乐的乐观精神。
此词隐括原文，尽得文之精神，故全篇处处能表现乐于自然、乐于同乐之情景。尤其上片云“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下片云“太守醉也”，又云“太守乐其乐也”，反复暗示寄意所，处处都能于隐括之中不失其精神。
黄庭坚的这首《瑞鹤仙·醉翁亭记》其骨架是欧阳修的，文学价值也不能同散文《醉翁亭记》类比。它的好处是将欧文的400余字，缩写改写不到100字，篇幅仅是原文的1/3，而主题却概括了进去。散文《醉翁亭记》，连用了21个虚词“也”字，《瑞鹤仙》亦以“也”字押韵，既保留了《醉翁亭记》的风格，又适应词的格律要求，确实是文坛上的异想天开，另一种的别开生面。
这是一首登临之作，具体的地点已不可详，总之是太行、黄河地区的一所古台，附近还有废弃的军事工事，气象十分荒凉。
上片以“茫茫大块洪炉里”开头，作者并不直接从具体的景观着手，而是扩大到无垠的空间，也就是一片天地洪荒的景象。同样，在点出眼前的废垒遗台时，复用“古今多少”的感慨，又将时间从眼下的登台时分有意识地无限扩展。这种苍茫、深沉的心绪，使读者自然而然体会到作者登临所览的荒败，且意识到此非天然而乃人为，也即是政治和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结果。
下片“太行如砺，黄河如带”借用了“带砺山河”的成语，而又是登览的实景，“等是尘埃”便带上了总结和象征的双关意味。从总结的一面说，作者登临之古台台势高拔，迥出地表，远方的太行山脉与黄河长流，都分别变成了小小的磨刀石及细带子，那么处在视野中的人间景物，就更微茫若尘，“等是尘埃”正是一种张大形势的说法。从象征的一面说，“尘埃”微不足道，处在微尘中的世界也不值得去认真看待。既然山河会因人事的兴废而“寒灰”、而“尘埃”，那么时光的流逝、万物的变化又有什么可叹惜的呢。下片的前三句回照空间，后三句回照时间，再度从扩张的境界中充实了上片的感慨。
这是一首描绘西湖美景的名篇。这诗处处扣紧环境和季节的特征，把刚刚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绘得生意盎然，恰到好处。
诗的首联紧扣题目总写湖水。前一句点出钱塘湖的方位和四周“楼观参差”景象，两个地名连用，显示诗人是在一边走，一边观赏。后一句正面写湖光水色：春水初涨，水面与堤岸齐平，空中舒卷的白云和湖面荡漾的波澜连成一片，正是典型的江南春湖的水态天容。
颔联从静到动，从全景的写意到细节的工笔。先写仰视所见禽鸟，莺在歌，燕在舞,显示出春天的勃勃生机。黄莺和燕子都是春天的使者，莺声婉转，流传播春回大地的喜讯；燕子勤劳，又启迪人们开始春日的劳作，都写出了初春的生机。“几处”二字，勾画出莺歌的此呼彼应和诗人左右寻声的情态。“谁家”二字的疑问，又表现出诗人细腻的心理活动，并使读者由此产生丰富的联想。
颈联写俯察所见花草。因为是早春，还未到百花盛开季节，所以能见到的尚不是姹紫嫣红开遍，而是东一团，西一簇，用一个“乱”字来形容。而春草也还没有长得丰茂，仅只有没过马蹄那么长，所以用一个“浅”字来形容。这一联中的“渐欲”和“才能”又是诗人观察、欣赏的感受和判断，这就使客观的自然景物化为带有诗人主观感情色彩的眼中景物，使读者受到感染。
这两联细致地描绘了西湖春行所见景物，以“早”“新”“争”“啄”表现莺燕新来的动态；以“乱”“浅”“渐欲”“才能”，状写花草向荣的趋势。这就准确而生动地把诗人边行边赏的早春气象透露出来，给人以清新之感。前代诗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之所以妙绝古今，受到激赏，正是由于他写出了季节更换时这种乍见的喜悦。《钱塘湖春行》以上两联在意境上颇与之相类，只是白诗铺展得更开些。尾联略写诗人最爱的湖东沙堤。白堤中贯钱塘湖，在湖东一带，可以总揽全湖之胜。只见绿杨荫里，平坦而修长的白沙堤静卧碧波之中，堤上骑马游春的人来往如织，尽情享受春日美景。诗人置身其间，饱览湖光山色之美，心旷而神怡。以“行不足”说明自然景物美不胜收，诗人也余兴未阑。
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绿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诗人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在鸟语花香，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阴底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耳畔还回响着由世间万物共同演奏的春天的赞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流泻出一首饱含着自然融合之趣的优美诗歌来。
前人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王若虚《滹南诗话》），又说“乐天诗极深厚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田雯《古欢堂集》）。这首诗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把精心选择的镜头写入诗中，形象活现，即景寓情，从生意盎然的早春湖光中，体现出作者游湖时的喜悦心情，是当得起以上评语的。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