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诗人与谢山人早晨同到愚池游览时情景，虽飘然有出尘之思，然毕竟身处逆境，聊作羲皇上人，也只是暂时的自我安慰。
诗的首联写道：“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在一个露白风清的早晨，诗人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用清澈的池水洗过头，换上轻薄的头巾，沐浴着习习凉风，惬意极了。这真是一幅无比清静幽雅的图画。天地间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有愚池边的诗人和相携而至的谢山人。诗句中一个“清”字，既是写眼前景物，同时又点出了诗人心境，情与景交融成一种境界，渲染出诗人的恬淡情趣。初看，上句是叙事，下句是写景。其实，诗人是把自己也当作一景来写了，由于有了人的活动，景物才会如此生动而富于情趣。
愚池早晨这种清静幽雅的景致，使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的感叹。诗人谪居永州已经六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永州奇异的山水之美，使诗人的心灵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他移居愚溪之畔后，过着与农圃为邻的村居生活。这种闲适恬淡的生活，使诗人觉得仿佛就是隐居山林。他在《溪居》一诗中写道：“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所以，当他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置身于这清静幽雅的景致中，浑然觉得自己已超尘出世，俨然就是一位山林客了。诗的首联与颔联，景与情融溶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物我合一、脱俗造化的境界。
颈联“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高远寥阔的图景：云霞散去，天朗气清，几只大雁鸣叫着飞过蓝天，连绵起伏的群山一直延伸到天际。景因情设，这眼前的景致正是诗人此时胸襟开阔舒坦的具象。政治革新的失败，仕途的失意，曾给诗人以沉重打击。流贬永州的头几年，他倍感冤屈，满怀忧愤。他努力为自己辩谤祛诬，希望一朝昭雪，憧憬有朝一日能够“起复”。但在移居愚溪后，他的心情平定多了。“起复”既已无望，驱散心头的云雾，退一步也海阔天空。于是诗的尾联写道：“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此联妙在一个“付”字，从字面上看，“付”是“交付”的意思，其实则包含着诗人对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机心”极度的轻蔑与鄙视。官场的机变诡诈，诗人向来不屑，更何况此时已远离是非纷争。地处南荒的永州，民风淳朴敦厚，诗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仿佛走进了远古的伏羲时代，所以他说“聊适羲皇情”。而句中的“聊”字，又反映出诗人的无奈心情，这种隐居般的生活并非诗人的真心追求，只是暂时自我安慰而已。
王国维把诗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柳宗元把个人的情感渗透在景物中，写出了一种“无我之境”。写景与抒情相交错，情与景相融溶，物我合一，浑然一体，脱俗造化，境界清新高阔，情趣恬淡幽雅，意兴洒然。
这词描写宋代汴京城中春日繁盛的景况，流露出身逢盛世的强烈自豪感，也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流连芳景的社会情绪。
起句“玉城金阶舞舜干”先从朝廷写起，“玉城”与“金阶”为对文，皆指宫廷中的台阶。这是借用大舜帝的典故来歌颂当时崇尚文治、时世清平的局面。《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遂以“”舞干”指文德感化。
“朝野多欢”一句，承上启下。柳永词中经常写到“太平时，朝野多欢”，这或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也或许是谀圣词。前面“舞舜干”，是讲“朝”之“多欢”，“九衢”句以下，则是讲“野”之“多欢”。
所谓“风光丽”，讲京城道路街市的整齐壮丽，即京城的富庶。“万家急九繁弦”，极写京城中歌吹沸天的乐舞之盛。
“凤楼”，这里代指官殿，“凤楼”句写秦楼楚馆的热闹。
“嘉气非烟”句，写充溢于京城中的祥瑞之气。下片“忍负芳年”一句，则另起一意，拍合到流连芳景、及时行乐之意。芳年如此，韶光如此，怎忍轻负?正应“笑筵歌席连昏昼”，即昼夜行乐的意思。
“任旗亭”句，让人联想起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以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等名句。因此这里表达的是文人诗酒风流的雅事。
结句“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古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云所“四美具，二难并”。这里却不但说樽前歌酒之欢，超过四美，而且“惟有尊前”是最为称心快意之事，这样就把欢快之意写到了极致。
“生活美好”常常是柳永“都市词”中的主旋律。此词上片铺叙京城风光景况，下片着重写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态，词笔潇洒飘逸，正所谓太平盛世之歌。城市“底层人”的穷开心，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在柳永《乐章集》中，有很多关于“歌德颂功”的题材，对北宋当朝皇帝进行颂扬，或称颂政和民丰，朝野同庆，或歌颂物阜民康、时世清平。
虽然柳永的仕途一直不是很顺，但貌似一直乐观。在当时，柳永也引领了时代潮流。《避暑录话》中有一句表现了柳永的追随者之多：“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其中味道，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