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摹写的是清晨微雨，与诗人其他咏雨诗“从题外著笔”不同，此诗从正面切题，字字实写小雨。充分显示了诗人摹景状物的笔力。 先看首联：“小雨晨光闪”是“见”，“初来叶上闻”是“听”。从此诗内容的内在联系来看，“听”应在“见”之前，晨曦微露，诗人尚未出门，正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在窗外树叶上传声，诗人兴致勃发，出门观看，方见雨丝在晨色中泛光。这联是紧扣一个“小”字来状雨。试想，大雨滂沱的话，怎见雨丝反照晨曦？同时，首联将小雨置晨曦、树木的背景中，既切题，又具诗情画意。
颔联转写雨的动态：“雾交才洒地，风折旋随云。”银丝之雨竟弱不禁风，迎风便折，随之向空，只是和着雾略为湿重，才肯飘洒大地。这仍是写雨之细，一个“折”字既显风力，更摹雨微。
颈联写雨润物消暑之功。灌木丛经雨清秀，鸟兽群沐雨安闲，一切都显得恬静且生机盎然。一“暂”一“轻”仍然是着力刻画雨“小”。
尾联，诗人的视觉由近而愈远，“麝香山一半，”濛濛细雨中的麝香山隐隐约约，还是从小雨上着笔。“亭午未全分”照应首联的“晨光”，写出了时间的推移。
这首《晨雨》的笔触由听觉到视觉，由近及远，由晨至午，总在“小”和“晨”二字上落想，精心绘出一幅甜美的晨雨图。它既反映出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力，又于毫发之处显见他对生活强烈的爱。你能希望一个生活悲观，意志消沉的人吟出如此醇美的诗句吗？只有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才具有这样的审美情趣，才能创作出如此迷人的意境，从而拨动读者对大自然纯真之美的爱慕之弦！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文题为后人所加。此文既记叙了吕蒙在孙权劝说下开始学习，之后大有长进的故事，也赞扬了孙权、吕蒙认真学习的精神，并告诫人们学习的重要性。此文简练生动，首重以对话表现人物，对话言简意丰，生动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更是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的风采。
此文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先前史书掌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而其主要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白传神，以“话”塑人
文章篇幅短小，通篇主要记录人物的几次对白，却传神生动地塑造出了两个艺术形象。先看孙权。作为吴国之主，他能够关心下属，鼓励吕蒙要多学习：“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语气比较坚定有力。当吕蒙找借口推辞时，他不急不恼推心置腹地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先声明要求他读书的目的并非使他弃武从文，成为书生，而是在博览群书掌了解历史，从掌汲取经验教训，增加自己的见识与才智，这种循循善诱的亲切语气已令人非常感慨之后他又针对吕蒙所谓“军掌多务”的借口，进一步开导，现身说法：“卿言多务，孰若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劝导吕蒙。整个对话之掌，孙权丝毫未摆当权者的架子，不以威压的方式逼迫吕蒙去读书，这一番娓娓道来的谈话却更令人信服。他的谈话是亲切的，朋友式的，具有长者而非王者的风范。再看吕蒙。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掌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掌多阅历，胸掌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
侧面烘托，展示变化
除正面记言外，此文对吕蒙这一形象还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从侧面表现了吕蒙的学有所成，笔墨十分生动，这是全文的最精彩之处。由文掌可知，鲁肃正是一个跳出庐山的旁观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他的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掌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言简意赅，表现有力
此文以对话为主，人物的语言简洁而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的只字未提。后文掌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此外，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如其掌的“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更是因其言简意丰而流传运用至今。还有，在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环环相扣，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
本首诗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晚年的作品。此诗写作者游黄鹤楼时听笛的经历，抒发了诗人满腔的迁谪之感和去国之情。前两句写作者的生活遭遇和心绪，捕捉了“西望”的典型动作加以描写，传神地表达了怀念帝都之情和“望”而“不见”的愁苦；后两句点题，写在黄鹤楼上听吹笛，从笛声化出“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苍凉景象，借景抒情，使前后情景相生，妙合无垠。
西汉的贾谊，因指责时政，受到权臣的谗毁，贬官长沙。而李白也因永王李璘事件受到牵连，被加之以“附逆”的罪名流放夜郎。所以诗人引贾谊为同调。“一为迁客去长沙”，就是用贾谊的不幸来比喻自身的遭遇，流露了无辜受害的愤懑，也含有他的自我辩白之意。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没有使诗人忘怀国事。在流放途中，他不禁“西望长安”，这里有对往事的回忆，有对国运的关切和对朝廷的眷恋。然而，长安万里迢迢，对迁谪之人来说十分遥远，充满了隔膜。望而不见，诗人不免感到惆怅。听到黄鹤楼上吹奏《梅花落》的笛声，他感到格外凄凉，仿佛五月的江城落满了梅花。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诗人巧借笛声来渲染愁情。江城五月，正当初夏，当然是没有梅花的，但由于《梅花落》笛曲吹得非常动听，使诗人仿佛看到了梅花满天飘落的景象。梅花是寒冬开放的，景象虽美，却不免给人以凛然生寒的感觉，这正是诗人冷落心情的写照。同时使诗人联想到邹衍下狱、六月飞霜的历史传说。由乐声联想到音乐形象的表现手法，就是诗论家所说的“通感”。诗人由笛声想到梅花，由听觉诉诸视觉，通感交织，描绘出与冷落的心境相吻合的苍凉景色，从而有力地烘托了去国怀乡的悲愁情绪。所以《唐诗直解》评此诗“无限羁情笛里吹来”，是很有见解的。清代的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唐诗别裁》卷二十）这首七言绝句，正是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见长，使读者从“吹玉笛”、“落梅花”这些眼前景、口头语，听到了诗人的弦外之音。
本首诗也有其独特的艺术结构。诗写听笛之感，却并没按闻笛生情的顺序去写，而是先有情而后闻笛。前半捕捉了“西望”的典型动作加以描写，传神地表达了怀念帝都之情和“望”而“不见”的愁苦。后半部分才点出闻笛，从笛声化出“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苍凉景象，借景抒情，使前后情景相生，妙合无垠。
上片写初春已至。以细腻的笔触，描画初春景色，梅花傲雪怒放，柳条含烟抽叶，仿佛在告诉人们，严冬即将过去，初春已经来临。“藏”、“著”二字，颇传神，正如唐朝马怀素《正月七日宴大明段》诗所吟“就暖风光偏着柳，辞寒雪影半藏梅”。再看那刚刚送走的鸿雁人，快要听闻的黄莺啼声，绿池水面泛起层层微波浪。“初”、“欲”二字，写春天已经一天天临近。可见，所写的春景是动态的，主人公的心境是欢愉的。雪中藏梅、杨柳烟绕之时，大约春天就快要来到了。这时，送走了鸿雁，期待着黄莺的啼鸣，门外绿池波浪荡漾。这一切的描述，表达出词人对春天的急切期盼，对美好生活的急切渴望。词人先从细小的节物变化写起，展示了腊尽春回、阳气初生之际的优美自然景色。暖气初动，其明显标志就是雪里梅花开放、柳枝绽芽含烟；这一新景致，昭示初春时节到来了。作者放眼望去，发现春意继续萌动，逐渐遍及诸物。一“初”一“欲”，见禽鸟之感春才刚刚开始。继言春水已“生”，则春色已渐渐分明了。可见作者体物描景，文心极细。
下片写开筵欢饮。在花期设宴，留宾客醉饮，去年亦是如此情味。有金盏酒，焚玉炉香，词人愿长长的白日都在这样欢快的环境中度过。词人过着富贵的生活，秋日、春日，去年、今年，都是赏美景，饮美酒，过得舒适畅快。回忆去年的一次盛宴，与客同醉，那份情味，依然记得。时隔一年，事不重复，人也难聚，主人公唯有举起金杯的美酒，和着玉炉的香烟，任凭他红日长。词作排解心中的惆怅的方式，反映了晏殊的旷达情怀。作者感春忆旧之情。这是由今而忆昔：初春景色是如此美好，作者设宴赏景，留客共醉，不觉回忆起“去年”此时的情事，心中怅然。风景不殊，而人事已非，怎不令人慨叹。如何开释这满怀的惆怅呢，作者以富于理性的思索回答道：我惟有在玉炉香中举起金盏酒，且寻眼下的快乐，以驱除胸中的无聊之感，任他窗外红日自长吧。此词表现的，是典型的大晏风度和大晏情调。他就是如此善于以理节情，排忧适性，自我解脱，以跻身于旷达的人生境界的。
这首词描写的是冬去春来之时风物的变化，以及由此触发的追怀忆旧之情。词的高妙之处在于作者对于节物变化的细心体察和妙笔表达。立春过后，日长一线，春意在不知不觉之间，遍布于各个角落。梅和柳之间的变化是最直接的标志。古代慧心的文人们早已体察及此。唐代诗人杜审言《和晋陵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春光最先光顾的就是风雪中开放的梅花和最早探知春意的杨柳。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说“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残雪还压着梅朵，而因阳气上升，湿气氤氲着柳枝，已渐渐显出浓浓春意来了。刚刚送走大雁，将要听到莺啭，而池塘之上，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正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时节。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时候，举金盏、采名花、歌新曲。年年岁岁花相似，去年此时，亦是如此度过，是年复一年，还是物是人非呢。轻轻地感喟，淡淡地放开，玉炉名香，且来消受这迟迟春日吧。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