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意境很像唐代诗人常建的另一首诗:“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过一春。”(《落第长安》)两首诗不但字句相似,声韵相近,连那羁旅长安、有家难回的心情也有相通之处。
然而二诗的意境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又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常建写的是一个落第的举子羁留帝京的心情,具体情事交代得过于落实、真切,使诗情受到一些局限。比较而言,倒是这位无名诗人的“杂诗”,手法高妙,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旧山虽在不关身”,也就是“家园好在尚留秦”。常诗既说到“长安”又说“留秦”,不免有重复之累;此诗说“不关身”也是因“留秦”之故,却多表现了某种遗憾的意味,用字洗炼。
“且向长安过暮春”与“且向长安过一春”,意思差不多,都是有家难归。常诗却把那原委一古脑儿和盘托出,对家园的思念反而表现不多,使人感到他的心情主要集中在落第后的沮丧;这首《杂诗》作法正好相对。诗人抛开了那切实的具体情事,而把篇幅让给那种较空灵的思想情绪的刻画。
“一树梨花一溪月。”那是旧山的景色、故乡的花。故乡的梨花,虽然没有娇娆富贵之态,却朴实亲切,在饱经世态炎凉者的心目中会得到不同寻常的珍视。虽然只是“一树”,却幽雅高洁,具备一种静美。尤其在皎洁的月光之下,在潺湲小溪的伴奏之中,那一树梨花简直像缥缈的仙子一样可爱。三句不仅意象美,同时形式美 。“一树梨花”与“一溪月”的句中 排比,形成往复回环的节律,对表达一种回肠荡气的依恋怀缅之情有积极作用 。从修辞角度看 ,写月用“一溪”,比用“一轮”更为新奇,它不但同时写到溪水 ,有一箭双雕的效果,而且把不可揽结的月色,写得如捧手可掬,非常生动。
这里所写的美景,只是游子对旧山片断的记忆,而非现实身历之境。眼下又是暮春时节,旧山的梨花怕又开了吧,她沐浴着月光,静听溪水潺溪,就像亭亭玉立的仙子。然而这一切都“虽在不关身”了。“不知今夜属何人?”总之,是不属于“我”了。这是非常苦涩难受的心情。花月本无情,诗人却从“无情翻出有情”。这种手法也为许多唐诗人喜用。苏頲的“可惜东园树,无人也著花”(《将赴益州题小园壁》)、岑参的“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山房春事》),都是著例。此诗后联与苏、岑句不同者,一是非写眼前景,乃是写想象回忆之境,境界较为空灵;一是不用陈述语气,而出以设问,有一唱三叹之音。
这首《杂诗》不涉及具体情事,但它所表现的情感,比常建诗更细微,更带普遍性,更具有兴发感动的力量,能在更大范围引起共鸣。这恰如清人吴乔所说:“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围炉诗话》)。
内容结构
第一段,写小丘的基本情况。“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两句,介绍发现小丘的时间及小丘的方位。“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句后的第一段内容,写小丘的景物。钴鉧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仅用“生竹树”三字概括其一般景物,而把重点放在写山石的奇特上。着重描写石的“奇”,主要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争为奇状者”的“争”字突出了山石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顽强地抗争逆境的品格:不甘心被埋在泥土中,也可看作是作者自身品格的写照。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作者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既是对偶又运用比拟的方法,形象地将一堆堆静止的无生命的石头描绘成了一群群虎虎有生气的牛马和猛兽,生动细致,联想奇妙,下笔传神,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第二段,写小丘的遭遇和小丘带给自己的享受。小丘美好奇特却被主人抛弃,作者自然萌生购买的念头。“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明写的是小丘的遭遇,实际上暗含着作者自身的遭遇;作者被贬到永州,怀才不遇,同样是被遗弃,和小丘的命运非常相似。“价止四百”进一步印证了小丘售价之低廉,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被无辜贬低的愤慨。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又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立”、“露”、“显”三个动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除去秽草恶木的成果,暗含作者锄奸扶良、改革朝政的主张和理想。“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可见新生的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主要写外部景致,把静物寓于动态之中。“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一段排比句写作者的感受,其所描绘的境界同文章开头有明显不同:开头写被弃山石的姿态,抒发了作者愤世疾时的愤慨;此时写在整修后的小丘上所感受到的暂时的怡适和宁静,既显示了小丘的价值,也表现作者为自己在不满一旬的时间里得到两处奇异的地方,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一段,作者直抒胸臆。作者感叹同样一个小丘,在繁华之地被争相购买,在穷乡僻壤遭人鄙视。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却被作者和他的朋友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句表明了小丘遭人鄙视的原因;“果有遭”一是说小丘被“我”喜而得之,是它有了好的际遇,得到了赏识,二是说自己的遭遇同小丘一样;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刘海峰认为“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转折独见幽冷”,也是这个意思。“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最后说明写此文的目的,字面上是祝贺小丘得到赏识,真正的用意是为自己被贬谪的不公平待遇而气恼和忧伤,通过“贺兹丘之遭”来发泄胸中的积郁。
文学价值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是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钴鉧潭西小丘记》不是客观描摹自然风景,而是蕴藏着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他慨叹这样美好的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借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像《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所写的景物“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在同病相怜的情况下,能够努力发掘、欣赏这遗弃的美好风景的只有柳宗元,而能够安慰孤苦受辱的柳宗元的也就是这些山水了。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越过石渠是昌蒲掩映、苔藓环绕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向北曲行,则全都是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作者眼前的这些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他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宗元人格美的艺术写照,可谓情景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