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直抒对吴兆骞蒙冤遭难的无限同情，含蓄地表达了对清廷高压汉族才士的极端不满。诗中交替运用三言、五言、七言的句式，并杂用散文化的句子，时短言慷慨，时长号哀诉，百折回环，令人肝肠寸断。
诗的开头五句，诗人饱感情笔墨，发出强烈的感叹。前两句语出南朝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意谓人生途中，最使人伤痛的莫过于远离故乡，告别亲人。后三句，“君独何为至于此？”是说万想不到像你这样的人，竟会落到如此地步。“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流放的去处穷山恶水，荒漠凄凉，你在那里将要受到种种摧残，度过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人非鬼的漫长岁月。这是多么令人揪心的事。
接着就是实写。先写吴兆骞的出身、才华和受诬。吴兆骞出身江南富贵人家，十三岁学经学史，词赋文采无人能比。正是由于才华出众而受到打击排挤。“白璧青蝇”比喻好人为谗言小人所诬一旦捆绑去了，就无法分辨，等待着的厄运是流放到行客不至的遥远边塞。
次写吴兆骞行前情景：“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押送的官吏且流泪不止，流徙者更无指望了。他尚且愁着不能归来，我这次去一定要死在成所了。这里写出了流徙者不能生还的愁苦心情。
再次写宁古塔流放地的恶劣环境，一幅边塞荒漠可怕的图画立现眼前。“八月龙沙雪花起，橐驼垂腰马没耳”是写塞外沙漠中大雪飞舞，积雪之深。八月江南正是天高气爽，景色宜人之际，而在边塞沙漠已是冰天雪地，久居江南的吴兆骞怎能习惯如此恶劣的气候呢？“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这里的古战场白骨皑皑，黑龙江上无船无渡，人烟稀少。“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这里有凶猛的老虎和犀牛，流徙者只能像蝼蚁一样生活在土穴中。周辉《南烬纪闻》：“北土极寒，必掘地作穴以居，深五七尺，昼夜伏其中。”这里还有可怕的鲸鱼，“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沫如雨”，翻江倒海，煞是骇人。“日月倒行入海底”，这里几乎分不清白昼黑夜，日月似乎都沉入海底了。“白昼相逢半人鬼”，白天人们相逢似人非人，似鬼非鬼。这里的流徙者过着非人般的困苦生活。
诗的末尾，诗人发出深深的感叹。“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生了聪明的男孩也不必高兴，昔日仓颉造字有鬼夜哭真有道理。
“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吴季子受诬流放就是样子。生男聪明应该欢喜而不必欢喜，仓颉造字而有鬼夜哭，读书竟与受患联系在一起。这种不正常现象，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造成的。诗人在感叹中有愤怒，在愤怒中有感叹，同情与愤怒溢于言表。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