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六句三十字，采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缝衣的场景，凸显并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之情。此诗情感真挚自然，虽无藻绘与雕饰，然而清新流畅，淳朴素淡的语言中蕴含着浓郁醇美的诗味，千百年来广为传诵。
开头两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用“线”与“衣”两件极常见的东西将“慈母”与“游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写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感情。三、四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通过慈母为游子赶 制出门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刻画，深化这种骨肉之情。母亲千针万线“密密缝”是因为怕儿子“迟迟”难归。伟大的母爱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自然地流露出来。前面四句采用白描手法，不作任何修饰，但慈母的形象真切感人。
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作者直抒胸臆，对母爱作尽情的讴歌。这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儿女像区区小草，母爱如春天阳光。儿女怎能报答母爱于万一呢？悬绝的对比，形象的比喻，寄托着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
这首诗艺术地再现了人所共感的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来赢得了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直到清朝，溧阳有两位诗人又吟出了这样的诗句：“父书空满筐，母线萦我襦”（史骐生《写怀》），“向来多少泪，都染手缝衣”（彭桂《建初弟来都省亲喜极有感》），足见此诗给后人的深刻印象。
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诗人历尽战乱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桤林碍日”、“笼竹和烟”，写出草堂的清幽。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透不进强烈的阳光，好像有一层漠漠轻烟笼罩着。“吟风叶”，“滴露梢”，是“叶吟风”，“梢滴露”的倒文。说“吟”，说“滴”，则声响极微。连这微细的声响都能察觉出，可见诗人生活的宁静；他领略、欣赏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乌飞燕语，各有深情。“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乳燕定新巢”，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这两句“盖因乌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诗人正是以他自己的欢欣，来体会禽鸟的动态的。在这之前，他像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一样，带着孩子们奔波于关陇之间，后来才飘流到这里。草堂营成，不但一家人有了个安身之处，连禽鸟也都各得其所。翔集的飞乌，营巢的燕子，也与诗人一同喜悦。在写景状物的诗句中往往寓有比兴之意，这是杜诗的特点之一。然而杜甫居住的草堂，毕竟不同于陶渊明归隐的田园，杜甫为了避乱才来到成都，他初来成都时，就怀着“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羁旅之思；直到后来，他还是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因而草堂的营建，对他只不过是颠沛流离的辛苦途程中的歇息之地，而不是终老之乡。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总不免有彷徨忧伤之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通过“暂止飞乌”的“暂”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
尾联“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有两层涵意。扬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咏史》诗里说的“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情况相类似。扬雄曾闭门著书，写他那模拟《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当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寄给他的诗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就拿他和扬雄写《太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复却是：“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这诗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也是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像扬雄那样，写《太玄》之类的鸿篇巨著。这意思是可以从上述答高适诗里得到印证的。此其一。扬雄在《解嘲》里，高自标榜，说他闭门写《太玄》，阐明圣贤之道，无意于富贵功名。实际上，他之所以写这篇《解嘲》，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懒于发那《解嘲》式的牢骚了。这是第二层意思。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
陈情，犹陈诉衷情。友人，按此诗陈述：“卜居乃此地，共井为比邻。”知此“友人”当为李白的近邻。诗又云：“多君骋逸藻，掩映当时人。舒文振颓波，秉德冠彝伦。”由而可见，李白所向陈情的这位友人，其当时在兖州一带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名流或知名文士。想必开始两人友情甚笃，过从甚密，然突遭变故，中途见弃，交道不终。感情的破裂，李白为此陈忧积恨，但一如既往，对友情坚忠不渝，并在诗中索性挑明此中曲折，坦率、诚挚地表白自己的初衷，希望言归于好。诗又云：“奈何成离居，相去复几许？”由而揣知，李白作此诗后，旋即去往徂徕山之“竹溪”。
在具体表达上，诗人着意于感情的形象化与情感之具体刻画。这主要体现在典故的运用上。季札“挂剑”的故事，发生在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54年）春天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刘向所著的《新序》当中，都对这次活动有所记录。“归生荐夷吾”的故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诗人说管仲一举为齐国之相，位置青云之上，此全靠好友归叔牙所荐，且赞二人交道之高尚。李白用季札挂剑和归叔牙荐管仲的典故是为了说明交友之道，亦以此向友人表明心迹。在这友道的标准的基础上，诗人盛赞友人的道德文章，并描述了共井为邻的生活情景。可惜友谊好景不长，中道见弃，因此诗人深感“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即使如此，诗人仍然执着于友谊与友道，“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渚”。但事实上言归于好已不可能了。思念至此，“沉忧心若醉，积恨泪如雨”，并发出“愿假东壁辉，馀光照贫女”之叹，忧恨交积，语极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