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分三个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描述和渲染了猛虎出穴的威风；中间八句为第二部分，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最后八句第三部分，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先描述和渲染猛虎出穴的威风。黄昏时候，在苍苍的山林里，一阵凄风刮来，黄色的茅叶沙沙作响。“云从龙，风从虎”，老虎出洞了。熊罴不敢当，其气势足以吞赤豹，慑封狼。“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这两句不仅写出了猛虎的张牙舞爪的模样，而且暗示了讽刺的对象。王充《论衡》载：“鮌为诸侯，欲得三公，而尧不听，怒甚，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李贺《猛虎行》“举头为城，掉尾为旌”，用此典以刺藩镇，而此诗则用此典以示所刺对象不是在下层，而是在朝中的权奸。犹如猛虎慑服赤豹和狼，这个权奸先以其威势慑服同类。高若讷之附和吕夷简，就是趋附这种威势。
中间一段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这一段，意在借猛虎当途吃人，来抨击奸佞陷害忠良。全诗的核心就在这一段。借物寓意，也是一种比附，同样必须抓住相似点。张籍《猛虎行》和李贺《猛虎行》意在讥刺藩镇父子相继称霸一方，所以抓住猛虎“年年养子在空谷”、“乳孙哺子，教得生狞”的行为，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而此诗意在抨击吕夷简辈陷害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忠良，故抓住猛虎“当途食人肉”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这一点可以说是全诗的要害。
末段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诗以猛虎的口气说：食肉既是我份内的事，怎么能说是不祥的呢？糜鹿的性情是柔和的，它不伤同类，结果还是被人捕杀吃掉。损人利己，举世皆然，“而欲我无杀，奈何充馁肠！”强盗有强盗的逻辑，老虎吃人也有其吃人的逻辑。代虎申辩这种逻辑，犹如戳人一枪，猛地倒抽，带出肚肠，足以置人于死她。
诗人胸中对吕夷简的憎恶，不能直言，便用寓言诗的形式，表达对吕夷简穷治朋党、残害忠良的愤恨。全诗以猛虎的当道食人，胡作非为，嚣张跋扈，来喻人喻事，有着强烈的讽刺色彩。
这首词为感愤时事之作。全词绘景、吊古、抒情，逐层叙写，一气贯穿，自然浑成。
上片侧重写景，景中含情，其中“满园罗绮，满城箫笛”的热闹场景与“花树得晴红欲染，远山过雨青如滴”的美好景致，皆足以动人游兴，让人兴奋，但却与宦途不顺的吴氏兄弟的郁闷心情不相协调，反而引出了他们的客居之愁。前两句写乌衣园及金陵城内游人如织的赏春盛事，后两句对仗工整，将此时节的美丽风景描绘得尤为绘声绘色。“问江南、池馆有谁来？江南客。”在这乌衣园内的池阁馆榭间游玩的是些什么人呢？其中就有我这来自江南的游客。上片结句以一问答引出自己客中游园的身份，乐尽悲续，引起下片的身世之慨。
下片转入怀古抒情，郁闷之情贯穿全篇。“乌衣巷，今犹昔。乌衣事，今难觅。”两句以“乌衣”并提，但巷犹昔，事难觅，对比十分鲜明。王谢的德行已成历史，不复存在，所以难觅。来到此地，只见小巷依然，触景生情。“但年年燕子，晚烟斜日。”只有春来秋去的燕子年年来此凭吊一番， “晚烟斜日”景象何其萧条。燕子当年经历过乌衣园的繁盛，如今又看到它的冷落，作者的今昔之感借燕子作了具体呈现。这里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但用意不同。刘诗旨在奚落、讽刺，这里是景仰、怀念。“抖擞一春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语出辛弃疾《沁园春·和吴子似县尉》词中“直须抖擞尘埃”句。“这里“尘土债”与“英雄迹”对照，显示了自己及其兄多少沉沦下僚、尘驱物役的苦闷和愤慨；“英雄”二字显示出兄弟二人不同于那些“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的世俗之人，他们悲愤的是壮志难酬，追求的是干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此二句将怀古之情拍合到自身的宦海沉浮之感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多少英雄业绩俱已成为过眼烟云，又不禁心生悲凉。这两句把这种思想感情的曲折表现。“且芳尊随分趁芳时，休虚掷。”感情并非消极低沉，而是故作反语，表现自己济时报国的“英雄”事业难以实现的悲愤。这正言若反手法的运用，使得全词的感情更显沉郁凄劲。
词有沉郁顿挫之致，感情的抒发由隐到显，诼弗展开。含蕴深远。颇耐人寻昧。笔调洒脱凝重，与辛词风格相近。
这首词的上片紧扣题旨“七夕”，反复论述天上胜过人间；下片从词题“七夕”引申发挥，抒发对所爱女子无由再会的感叹。全词化用七夕牛郎织女的故事来抒写怀念去姬之情，将景物描写、叙事、抒情三者结合，善用景物托情，风格含蓄委婉。
此词发端“露罥蛛丝”一韵，从描写所居环境人手：斜月下，夜露闪烁，小楼上，蛛丝悬挂。“蛛丝”“小楼”与《荔枝香近·七夕》“蛛丝暗锁红楼”意同，均以环境描写，暗写了姬之离去的萧索。“秋惊华”人物进入画面，言时光荏苒，人已年老鬓斑，此抒发了词人嗟老的感慨。“宫漏未央”一韵，转笔写姬去之遗恨。此从侧面表现了词人辗转反侧、夜不成寐之状。“当时钿钗遗恨”一句，化用白居易《长恨歌》“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抒发了当时与姬分手之遗恨。“人间梦隔西风”一韵，反用白居易《长恨歌》“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言天上瞬，人间数年，心无金坚。天上人间难于相见，而且，梦又被西风吹断，梦中也难于相见了，其怅然之情溢于言表。“相逢，纵相疏”一韵，又转笔写牛郎织女，他们虽然每年七夕才能相会，纵然会面稀疏，但总胜于自己与苏姬之间的永不相聚。“巫阳无准”化用宋玉《招魂》的典故：“帝告丞阳（女巫）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命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言女巫不为其招魂，因此两人不能梦魂相聚。此将牛女相聚虽短，与自己分而不聚作了对比，既切“七夕”之题，又深一层地表达了忆姬之悲。此与《荔枝香近·七夕》：“天上未比人间更情苦”之意相同。
过片“何处动凉讯”二韵，转笔再写眼前之景，与上片小楼堕月，秋惊华鬓相呼应，继写秋，梧桐叶落，阵阵秋声，好像化作楚辞悲叹的音韵。此处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抒发悲秋之情。“彩云断”一韵，化用李白《宫中行乐词》的语典：“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归。”以彩云飞断，鹊鸟飞散的形象来比喻与姬的分手。“此情难问”是直抒胸臆法抒发感慨。“银河万古秋声”一韵，转笔，扣题“七夕”写牛郎织女事，言万古以来，人们听到秋声，仰望婺女星时，总是一片清新润朗，然而又可望而不可即。在此进一步表达了姬去遥远的思忆之情。最后“轻俊，度金针”二韵，以七タ习俗结情。七夕之夜，妇女穿针乞巧，自己也想用金针牵动她的内心，然而一个“漫”字，写出即使穿针牵心，也是徒劳而已。
全词化用七夕牛女故事来抒写怀念去姬之情，将景物描写、叙事、抒情三者结合。善用景物托情，如“露霄蛛丝，小楼阴堕月”“彩云断，翠羽散”，同时在写景之后，又加一直接抒情句，以加重情感，如“秋惊华鬓”“此情难问”等。在用词炼字上，他主张“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组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如，开头写姬去楼空一片萧索冷清，就以“露罥蛛丝，小楼阴堕月”出之，写斜月黯淡，秋叶沾露，小楼空寂，蛛丝悬挂的景物烘托，用词雅而不露。又如写秋景以渲染悲情，以“听露井梧桐，楚骚成韵”的景语出之，既有秋风阵阵，梧桐叶落的形象，又用“楚骚”一词形容秋声，显得内涵丰富而典雅。这种含蓄委婉的特色，正表现了梦窗词的婉约风格。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