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这是一首描写离别情绪的小令，用代言体写男女离别相思，从语言、结构到音情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自从送别以后，心中万分难舍，一点相思之情，绵绵不断，不知何时能停止？作者以主人公——一名与爱人分离的女子口吻写来，直抒其缠绵的相思、真挚的爱情。曲从别后说起，口气虽平易，然送别的当时，既觉“难舍”，过后思量，心绪自然无法平静。说“相思”只“一点”，似乎不多，但又不知“几时”能绝。这就强调了别情缠绵的一面，比起强调别情沉重的那一面，似乎更合情理，此即所谓藕断丝连。“一点相思几时绝”是全篇的中心，它强调了别情的缠绵，使之成为全篇描写和抒情的基调，也使前三句显得十分形象。
“凭阑袖拂杨花雪”一句有二重意味：首先点明季节为暮春（杨花如雪）时候，此时节容易动人离思，句中或许还含有“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苏轼《少年游》）那种暗示别离情景的意味；二是点明处所系有阑干处，当是高楼；与此同时也就点明了女主人公是独上高楼，她在楼上站了很久，以致杨花飞满衣襟，须时时“袖拂”。
末尾三句“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分明是别时景象，它与前数句的关系不甚确定。可有多种解会。可作顺承看，女主人公既在“凭阑”，不免由望情人的去路而引起神伤，“人去也”是痛定思痛的口吻。另一种是作逆挽看，可认为作者在章法上作了倒叙腾挪，近乎小山词所谓“从别后，忆相逢”（晏几道《鹧鸪天》）的写法。两种解读都可以，就造就了作品的多义性和启发性，体现了作品之妙。
刘过词能够在辛派阵营中占据重要一席，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与辛弃疾豪纵恣肆之风相近的作品，还在于那些豪迈中颇显俊致的独特词风，正如刘熙载所说：“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此词就是这么一首具有独特风格的词。
这是一首登临名作。作者借重过武昌南楼之机，感慨时事，抒写昔是今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安远楼，在武昌黄鹄山上，一名南楼。建于1186年（淳熙十三年）。姜夔曾自度《翠楼吟》词纪之。其小序云“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具载其事。
刘过重访南楼，距上次登览几二十年。当时韩侂胄掌握实权，轻举妄动，意欲伐金以成就自己的“功名”。而当时南宋朝廷军备废驰，国库空虚，将才难觅，一旦挑起战争，就会兵连祸连，生灵涂炭。词人刘过以垂暮之身，逢此乱局，虽风景不殊，却触目有忧国伤时之恸。这种心境深深地反映到他的词中。
词一起用了两个偶句，略点景物，写登楼之所见。
但既无金碧楼台，也没写清嘉的山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泓寒水，满目荒芦而已。这里的“满”字和“寒”字下得好，把萧疏的外景同低徊的心境交融在一起，勾勒出一幅黯淡的画面，为全词着上了一层“底色”。细味这残芦满目、浅流如带的词境，不止气象萧瑟，而且写出了居高临下的眺望之感来，是统摄全篇的传神之笔。接下去，作者以时空交错的技法把词笔从空间的凭眺折入时间的溯洄，以虚间实，别起波澜。“二十年重过南楼”，一句里包含了多少感慨！二十年前，也就是安远楼落成不久，刘过离家赴试，曾在这里过了一段狂放不羁的生活。所谓“醉槌黄鹤楼，一掷赌百万。”（《湖学别苏召叟》）以及“黄鹤楼前识楚卿，彩云重叠拥娉婷”（《浣溪沙。赠妓徐楚楚》），这就是他当年游踪的剪影。二十年过去了，可是以身许国的刘过却“四举无成，十年不调”，仍然一袭布衣。此时故地重经，而且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祸乱不远的时候，怎不令人凄然以悲呢？句中的“过”字点明此行不过是“解鞍少驻初程”的暂歇而已，并为下文伏线。“柳下”三句，一波三折，文随意转，极见工力。“未稳”上承“过”字，说明行色匆匆，钩锁紧密，见出文心之细。“能几日，又中秋”，意谓不消几天，中秋又来到了。一种时序催人的忧心、烈士暮年的悲感和无可奈何的叹喟都从这一个“又”字里泄露出来。三句迭用“犹”、“能”、“又”等虚字呼应提携，真能将词人灵魂的皱折淋漓尽致地揭示无余。
过片以后纯乎写情，都从“重过”一义生发。曰“故人”，曰“旧江山”，曰“新愁”，曰“不似”，莫不如此。章法之精严，风格之浑成，堪称《龙洲词》中上上之作。“黄鹤”二句从设问提起，妙处在能从虚际转身。“矶头”上缀一“断”字，便有残山剩水的凄凉意味，不是泛泛之笔。“旧江山浑是新愁”，是深化题旨之重笔。前此种种灰黯的心绪，所为伊何？
难道仅仅是怀人、病酒、叹老、悲秋么？被宋子虚誉为“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气义撼当世”（《龙洲词跋》）的刘过是不会自溺于此的，刘过此词的忧国伤时之感无疑要高于宋玉《九辨》单纯的寒土悲秋之感。他此刻所感受的巨大的愁苦，就是对韩侂胄引火的冒险政策的担忧，就是对江河日下的南宋政局的悲痛。
旧日的壮丽江山笼罩着战争的阴影，而他对于这场可怕的灾难竟然无能为力，这怎么不教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呢？“浑是新愁”，四字包括三层含义。本有旧愁，是一层；添了新愁，是第二层。愁到了“浑是”的程度，极言分量之重，是第三层。旧愁为何？就是他《忆鄂渚》诗所云“书生岂无一策奇，叩阍击鼓天不知”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卒章三句买花载酒，本想苦中求乐，来驱散一下心头的愁绪。可是这家国恨、身世愁又岂是些许花酒所冲淡得了的！先用“欲”字一顿，提出游乐的意愿，接着用“不似”一转，则纵去也无复当年乐趣，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少年”，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刘过初到南楼，年方三十，故可称为少年。且可与上片之“二十年重过南楼”相绾合，论其章法，确有草蛇灰线之妙。如此结尾，既沉郁又浑成，令人读之有无穷哀感。
刘过的爱国词篇，多为豪爽奔放，痛快淋漓之作。但这首《唐多令》却写得蕴藉含蓄，耐人咀嚼。与其他爱国词比较，的确别具一格，故而流传甚广。《唐多令》，原为僻调，罕有填者。自刘词出而和者如林，其调乃显。刘辰翁即追和七阕，周密而因其有“重过南楼”之语，为更名曰《南楼令》。可见此词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