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词的上片是一幅荒村行路图，用的是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境：深秋，鸡声叫了，冷冷的月光还没有褪去，西风吹落了枝头的枯叶，路边羞答答开着的菊花透露出一丝秋意，时候尚早，却已有人骑着马，踏着晨露，行走在寂寥的荒村路上。这行客便是张榘。
“秋在黄花羞涩处”，“羞涩”两字极妙。古代的词人描写黄花的很多，或比作傲霜的勇士，或比作受欺的弱女，比作愁苦的象征，或当作悠闲的陪衬，惟独张榘用“羞涩”两字来形容，既写出此黄花经过一夜浓霜摧打，尚未抬起头来，似乎有些羞答答、苦涩涩的神态，同时又恰好表现出词人此时的羞愤苦涩的心情。另外一层含义是傲霜独开的菊花在一夜的摧打之后也不免“羞涩”，花犹如此，人何以堪！张榘的“秋在黄花羞涩处”，其高度的艺术性正在于语意新颖，使黄花的描写与主人公的心理相一致。
“满袖尘埃”句是全词的张本。由此而有“羞涩”，而有匹马晓行，而有无限感慨。“马羞”三句，将几个各不相干的景物，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图画。这三句在节奏安排上更有巧妙之处：马羞——浓露——鸡声——淡月——寂历——荒村——路。两字一顿，十三个字构成均衡的、没有起伏的七个音节，恰好符合词人独自骑马，“的得，的得”行进在荒凉山路上的单调呆板的节奏的心绪。
如果说，上片主要是写景，那么，下片主要是言情。上片写词人一路所见，下片则是词人到达陈氏山居之后所发的感慨。时隔十载，旧地逡巡，风物如故，然物是人非，怎能不引起“身名都被儒冠误”的强烈感慨！这里词人借杜甫的诗意来表明自己的遭遇心情，并进一步说“身”与“名”都被儒冠所误，足见愤慨之深！
“且尽清樽”与上片“推不去”相呼应，表现出作者无可奈何，以酒解忧，聊以自慰的情态。“公莫舞”之“公”，乃指官场得势者，其含义与辛弃疾的“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相同。只不过词人不用玉环、飞燕事，而用“六朝旧事”来比喻。
六朝共同的特点是统治者奢侈腐化、醉生梦死，因而一个个国运不长，相继灭亡。南宋的情况与六朝相似，词人似乎已预感到了它将重蹈六朝覆辙的历史命运，因而在这里借咏史抒发时事之感。这正是无数文人士大夫在六朝旧都——南京极易生出的感慨。所以“万感天涯暮”，不仅指从清晨到日暮的时间的流逝，而且包括了对时光易逝、人生无常的深沉感慨，对那些官场一时得意的小人的讽刺警告，对国家命运以及个人前途的忧虑担心，以及对自己被“儒冠误”的无言的哀叹。这里，词人用“六”“一”“万”几个数字，反复盘旋，层层深入，似直而纡，似达而郁，将万感交集的复杂思想感情生动地表露了出来。
这首词的用韵也有特色，“树、处、去、路、误、许、舞、暮”用上去声字押韵，有一种“促而未舒，往而不返”的声情，再加上《青玉案》词调的句法结构和谐少，拗怒多，使全词悲愤慷慨的情绪，有更强烈的感染力。
“学而优则仕”，数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遵奉这一人生准则，在艰难的仕途上苦苦跋涉。由于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人格理想，所以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对做官总是趋之若鹜而甘愿在宦海中浮沉。张榘的这首词便表达出了对官场的厌倦，希望及时超拔出来。
词上片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荒村行旅图：在一个深秋的清晨，冷冷的淡月还挂在天边，照着那板桥上凝结着的一层雪白的浓霜。枯叶在萧飒的西风中漫天乱飞，然后堆积在山路边，或飘落在小溪里，而惟有金黄色的菊花还在桥边路旁羞答答地开放着，远处传来几声鸡啼，有人骑着马，形单影只地走过板桥，绕过小溪，沿着山路向僻静荒凉的山村走去。词的上片就为我们勾画出来这么一个寥落、清冷的秋景。其中最传神处乃是“秋在黄花羞涩处”。用“羞涩”一语来状菊花，新颖独到而且巧妙。“羞涩”既写出此菊花经过一夜的浓霜摧打，无力抬起头来，似乎有些羞答答、苦涩涩的神态，同时又恰好表现出词人此时此地内心的羞愤苦涩之情。作者何以在此时此地产生羞愤苦涩之情呢？了解一下张榘的生平即可知道，张榘是南宋人，在宋理宗淳祐年间当过句容县的县令，宝祐中又曾任江东制置使参议，掌管机密文字。前后两次做官，均处于地位卑下的职位。看来，词人对自己的仕途际遇甚为不满，以至失望。标题中的“被檄出郊”四字，就透露出这种心理，一个“被”字，传达出不情愿和无奈何之情。词人风尘仆仆在行于途中，“满袖尘埃推不去。”尘埃不说拂而说推，用语新奇自然，不仅照应了前面的“羞涩”句，还带出了匹马晓行以及无限感慨。
词的上片以写景来衬托心情，亦可说描写的是与外部世界相应合的心境。那么在词的下片中，紧接着就是抒发出作者到达陈氏山居后触发的无限感慨了。下片的第一句是：“身名多被儒冠误”。一个“误”字，道出了他在仕途中的几多怨恨，几多懊悔。这就是此词的词眼。“十载重来漫如许”，一种失落和痛惜，笼罩在作者心头，时隔十年，重回旧地，风物依然如故，而人呢，白白地蹉跎了岁月，且“身”与“名”俱误。下片这开头两句使人自然联想到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那样的省悟。所以词人内心的苦痛、矛盾、悔恨、怨尤、无奈，全在这两句中传达出来了。“且尽清樽”，乃是出于无可奈何，内心的苦痛、郁闷，兴许只能以酒相解了。这与上片的“满袖尘埃”遥相呼应。“公莫舞”乃是指官场得势之人，一时得势之人不必那么轻狂得意，你看“六朝旧事”已如“一江流水”，正“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所以什么荣辱啦，成败啦，在沧桑瞬变的历史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使像奢侈腐化，醉生梦死的六朝不也随风而逝，了无痕迹”全词行文至此，如大河入海，水到渠成，词人便深沉地轻叹一声：“万感天涯暮”。这是词人面对黄昏，想到身世国情，万感交集，发出的慨叹。其中这个“暮”字，却不仅指物理时间上的黄昏，亦是直感到国家命运已近黄昏。这结束的一句，承接前面所有文字，举重若轻，把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深而又生动地表露出来了。
这首《南歌子》所作年代不详，但从抒发国破家亡之恨来看，似为流落江南后所作。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以对句作景语起，但非寻常景象，而有深情熔铸其中。“星河转”谓银河转动，一“转”字说明时间流动，而且是颇长的一个跨度；人能关心至此，则其中夜无眠可知。“帘幕垂”言闺房中密帘遮护。帘幕“垂”而已，此中人情事如何，尚未可知。“星河转”而冠以“天上”，是寻常言语，“帘幕垂”表说是“人间”的，却显不同寻常。“天上、人间”对举，就有“人天远隔”的含意，分量顿时沉重起来，似乎其中有沉哀欲诉，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此词直述夫妻死别之悲怆，字面上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则暗流汹涌。
前两句蓄势“凉生枕簟泪痕滋”一句。至直泻无余。枕簟生凉，不单是说秋夜天气，而是将孤寂凄苦之情移于物象。“泪痕滋”，所谓“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至此不得不悲哀暂歇，人亦劳瘁。“起解罗衣聊生夜何其”，原本是和衣而卧，到此解衣欲睡。但要睡的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开首的“星河转”已有暗示，这里“聊生夜何其”更明言之。“夜何其”，其（jī），语助辞。“夜何其”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半）；夜如何其？夜绣（向）晨”，意思是夜深沉已近清晨。“聊生”是自己心下估量，此句状写词人情态。情状已出，心事亦露，词转入下片。
下片直接抒情“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为过片，接应上片结句“罗衣”，描绘衣上的花绣。因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翠贴”、“金销”皆倒装，是贴翠和销金的两种工艺，即以翠羽贴成莲蓬样，以金线嵌绣莲叶纹。这是贵妇人的衣裳，词人一直带着，穿着。而今重见，夜深寂寞之际，不由想起悠悠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是一句极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内容，许多感情。“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句的“旧家时”也就是“旧时”。秋凉天气如旧，金翠罗衣如旧，穿这罗衣的人也是由从前生活过来的旧人，只有人的“情怀”不似旧时了！寻常言语，反复诵读，只觉字字悲咽。
以寻常言语入词，是易安词最突出的特点，字字句句锻炼精巧，日常口语和谐入诗。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
列子这篇寓言在结构上很有特色，采取了寓言套寓言的复合寓言的方法。羊寓言故事本身从这个寓言引出另两个寓言，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三兄弟同学儒术领会却完全不同的寓言，另一个是心都子讲的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的寓言，最后是心都子的评论。一些寓言选本，对这篇寓言往往只选它的前半部分即歧路亡羊寓言故事本身，而不选从这个故事引出的后两个寓言故事，更不选最后的心都子的评论。但这种节选的做法，并不是很妥当的。因为只从歧路亡羊故事本身，是不能直接领会到，至少是很难领会到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的。
让我们先来分析歧路亡羊故事本身。在这个故事中，杨子的邻居的羊逃跑了，已经有家属亲友等人去追寻，还觉得人不够，又来请求杨子的童仆帮助去追，结果还是没有追到。为什么呢？因为岔路太多，岔路中间又有岔路，不知道该从哪条岔路去追，所以这么多人去追，还是追不到。杨子对这事感触很深，很长时间不言不笑，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杨子竟然没回答。
从整篇寓言看，当时杨子没有回答学生们的疑问，是因为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感触很深，一时难以对学生们解释清楚，需要采取譬喻的形式，特别是寓言这种高级譬喻的形式，才能使学生们明确无误地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寓意，这也就是杨子对歧路亡羊一事所引起的深刻的感受。
这篇寓言最后部分的心都子的一段话“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返一，为亡得丧。”表达了这篇寓言的深刻寓意。“大道以多歧亡羊”一句是对“歧路亡羊”故事本事的概括；“学者以多方丧生”既是对众多人学泅水近半数人溺死故事的概括，又是对三兄弟学儒术领会完全不同故事的概括（这里“丧生”的“生”字，不能够机械地只理解为“生命”，而还要理解为“性”字，当“本性”讲，“丧”生也应当作“丧失本性”。理解前一个故事和后两个故事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前一个“大道以多歧亡羊”故事是用以比喻“学者以多方丧生”的，意思是：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寓言中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曾被西晋人卢谌用为典故，写在他的《给司空刘琨书》中：“盖本同末异，杨失兴哀。”这两句话中“本同末异”是心都子的话“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的浓缩；“杨朱兴哀”是歧路亡羊故事本身中杨朱听说此事后心里难过，长时间不言不笑的心情概括，毫无疑问，这两句话是出自列子的这篇寓言。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卢谌这两句话出自《列子》，而是伪作《列子》者，以卢谌的这两句话为素材，并根据这两句话伪造出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乍一看，卢谌引用《列子》和伪作《列子》者根据卢谌的这两句话敷演成歧路亡羊寓言，两种可能都有。这两种可能互相矛盾。一种是真的，另一种就必定是假的，究竟哪一种是真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或当时古书已有比章（伪）作《列子》者用之也”，这是一种“想当然”“也许有”的说法，从古代的文献记载和传世文献看，歧路亡羊故事以及心都子的评论，均仅见于《列子》而不见于他书，如卢谌当时已有此事，也只能是《列子·说符》中记载了歧路亡羊故事和心都子的评论的这一章，但持《列子》伪书说者，却偏偏不甘心承认，说什么也许有别的古书有此章，伪作《列子》者引用了这个故事，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没有根据却硬要这样说，只不过是“遁辞知其所穷”罢了。
求学的人经常改变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就会丧失本性，迷失方向，甚至丧失生命，只有抓住根本的东西、统一的本质的东西不放，才不会误入歧途。
从这篇寓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领会到，不仅学习上要紧紧抓住根本的东西，一致的本质的东西，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都应该这样。客观事物错综复杂，干什么事情，都必须专一，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如果毫无主见，见到岔路就想另走，那就会歧路亡羊寓言所告诫的那样，到头来是会一无所获甚至会有丧失本性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的。
由这篇寓言凝炼而成的成语“歧路亡羊”、“多歧亡羊”，比喻因情况复杂多变或用心不专而迷失本性、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一无所成，后果严重。如明马中锡《中山狼传》中说：“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清初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指出：“而诸儒之言，故为纠纷，徒俾歧路亡羊……一字不审，则入迷津。”
告诉人们：在研究一门学问时,要把握方向,注重领会其实质,而不要被各种表象所迷惑。
《周西伯昌》是一首咏史诗，诗人意在借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的史事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通篇以时间先后为序，结构层次分明：开头“周西伯昌”十五句写周文王；中间“齐桓之功”十五句写齐桓公；最后“晋文亦霸”十三句写晋文公。曹操写他们，强调了他们的功业和德行。此外还特别突出了他们虽然有盖世的功业，但始终尊奉天子的事迹。
在诗中，曹操赞颂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成就伟业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借他们来抒发自己的雄伟志向。周文王姬昌在殷朝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好形势下，犹能奉事殷纣，故孔子盛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但纣王亲信崇侯虎仍不免在纣王前还要谗毁文王，并拘系于羑里。曹操举此史实，意在表明自己正在克心效法先圣西伯姬昌，并肯定他的所作所为，谨慎惕惧，向来无愧于献帝之所赏；并大谈西伯姬昌、齐桓公、晋文公皆曾受命“专使征伐”，意在表明当时天下形势与当年西伯、齐桓、晋文之际颇相类似，天子命他“专使征伐”以讨不臣，乃英明之举。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效法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终守臣节的事迹。
观汉献帝下诏《册魏公九锡文》全篇，尽叙曹操之功，以为其功高于伊、周，而其奖却低于齐、晋，故赐爵赐土，又加九锡，奖励空前。但曹操被奖愈高，心内愈忧。故曹操在曾早在五十六岁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谓“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曹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能发挥。鉴于齐桓、晋文当初虽能率诸侯以尊周，但终未能如西伯姬昌终其身而不代商纣，只是为儿子武王姬发创造条件，一旦天地人三才俱备，那就瓜熟蒂落了，不必操之过急而速招恶名。曹操暗欣自己深得文王精义，故亦终其身奉事汉帝而不称孤道寡，故对孙权伺机上表称臣之用心，便洞若观火，使其毒计无所逞其能矣。曹操此诗，是对如孙权辈等外内政敌企图把曹操推向高处不胜寒极端阴谋的粉碎措施。当自己的臣下如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亦诚意敦请曹操称帝时，曹操亦坚定地回答：“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谋略之高超，实非常人所能及。遵循既定方针，实为曹操施政运筹之要略。
这首《周西伯昌》是诗人从《史记·殷本纪》中采辑西伯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尊奉殷室“臣节不坠”的美德，从《左传》中掬取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晋文公“躬奉天王”“威服诸侯”的史迹，加以裁剪，成为诗章，既是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具体阐释，又是对敌手“妄相忖度”疑其有篡汉自立之心的有力回击。
曹操的四言诗，在《诗经》之后独树一帜。他的四言诗，句式整齐，有明显的节奏感。而这第二首《短歌行》不同，诗中主要主要用四言句式，但又有变化，如有少量的五言、六言句式，还有不少散文句式。这说明曹操在诗歌形式上，并不拘泥，而能灵活地根据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随时变化。
曹操的《短歌行二首》，《对酒当歌》是咏怀，在对酒当歌的燕礼现场，就事兴感，即景抒情，心苞天下，思接千载，在沉郁悠长的忧思中，激荡着抗志任事的慷慨之气，抒发了为重建大汉王业而求贤若渴的情怀；《周西伯昌》是咏史，文笔质直，借礼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坚守臣节、以大事小而造福天下的大德，申明自己只有殚精竭虑扶佐汉室之志，而决无代汉自立之心。两诗珠联璧合，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雄深雅健为其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