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问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问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
第一首：此诗作为组诗首篇，有“小序”作用。大意是：诗人要从淇水上游的隐居地南渡黄河到梁宋一带去，虽然在黄河边放眼远望的时候很多，但此次一路跋涉，面对长河落日，感慨于背井离乡，与亲友天隔一方，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他决心继续漂泊天下。
第二首：作者渡黄河见汀渚满眼小鸟中，一只高洁轩昂的黄鹄，它的惊人之飞鸣尚不为人所认识，但它不屑于与众鸟一起争食，并不急于展示一飞冲天的资质和才能。托物言志，黄鹄就是尚未发达的诗人自己。
第三首：作者接待一位老年隐士的来访，这位隐士三十年来在淇河以垂钓谋生，生活清贫但心绪坦然。头发全白但容颜美好。
第四首：前四句写黄河、尤其是淇河两岸的秀美景色。满眼是翠竹大树，水流汩汩，孤城远山。后四句写诗人对路途遥远和与亲友久别的憾恨之情。
第五首：作者渡黄河时眺望彼岸山川大势。首二句写泛舟黄河。中四句写黄河北岸太行山耸入云天，与黄河相映成趣；山之高峻与水之深险形成对比。末二句抒发渴望见到江湖贤才。
第六首：旅途登滑台，既抒发离忧，又触景怀古，对东晋、刘宋国势不振，北方异族入侵表示感慨，实际上寄寓著作者对当时唐代边防的关切。
第七首： 此诗写逆黄河水流而上在荥阳一带观看楚汉相争旧迹的感受，表现了诗人厌恶战乱、向往和平的思想感情。
第八首：唐代黄河流经滑州，淇水流入黄河。《元和郡县志》谓滑州白马县“黄河去外城二十步”。此诗写作者泛舟黄河眺望北岸淇水入河口所见，特写在平旷的淇滨土地上长满了高大的树木。
第九首：此诗分三部分：前四句是作者的自述，写行程路线及最突出感受，自北而南，满目情形大体相似，可见“农夫苦”已成普遍现象；中六句是农民诉苦，具体描述农夫之苦况，除日日劬劳之外，再加天旱、租税之双重灾难，无所收获也就是必然的了；末二句自抒怀抱，虽有良策拯民，却无由上达，于无奈中显出强烈的民胞精神与失志之愤，表达了作者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自己欲救无门的愤懑心情。高适能于盛世背后发现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样的题材，在盛唐诗人中大约以此篇为最早。此诗在艺术上全用白描。叙事、写景、抒情融于一体，语言自然朴素，不加藻饰；真情真景，如在眼前。其次，感情极为深沉凝重。既有“深觉农夫苦”的猛烈迸发，又有叙事中的深沉悲痛，还有报国无门的愤懑不平。总之，诗人忧国忧民之情无不一以贯之。
第十首：作者泛舟黄河经瓠子决口（在今滑县）时凭吊汉帝治河功绩所作，高适以大禹比武帝，讴歌武帝在黄水决口瓠子时，督率军民斩竹塞口，功成滑台，千古留名。
第十一首：此诗写初夏时节诗人在滑台泊舟时所见淇水入河口一带景色：淇水两岸桑树成行，蚕农们都在忙着采摘桑叶。诗人在水边与打鱼、砍柴的聊天，怀念先前的隐居生活。
第十二首：此诗写诗人弃船登岸，在黎阳山一带徜徉，怀念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李密生前业绩。对李密首举义旗、动摇隋朝根基的功勋给予充分肯定，对他缺乏智谋、未成王侯之业表示惋惜。
第十三首：此诗写高适在黄河边结识的一位高龄渔者，赞扬了他自食其力、与世无争的高尚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