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通常认为这首词为伤春之作。惜春伤春是历代词的传统题材，留下的佳篇汗牛充栋，僧挥的这首《金明池》即为其一，被选编进《宋词三百首》。全词基调哀婉，上片主描景，下片主抒情，行文多有绮语；而作者又为僧人，词作别有一种情趣。
“天阔云高，溪横水远，晚日寒生轻晕”，上片首句一气连用了三个境界开阔的短句，一反伤春词细腻入文的模式，起笔突崛。三个远景，如果只从单个分开细看，纯粹只显豪阔苍远的境界，于伤春主题并不切合，但一经组合排列，哀氛就透过词句四处弥漫，奠定了全词“伤”的基调。起笔突崛而又不显唐突、违拗，且自有新意，正是这首词入文的妙处。
“闲阶静、杨花渐少，朱生掩、莺声犹嫩”，这是近景，与首句远近结合，成一画境。首句奠定了词意的气氛基调，但并不能判断句中所描绘的是什么时间季节，这第二句作者点明了是暮春时节。“闲阶静，杨花少，朱生掩”，是目之所及的视觉感受，莺声嫩则为听觉感受，这几个“冷色调”意象的有机叠砌，予人幽深、凄切的感觉。然而，作者并未让这些意象营造的感觉如滔滔江水一放到底，一览无遗，而是且放且收，“莺声犹嫩”，一个“犹”字，恰如其分地把前头的表达“收”了起来。但不是单为了收而收，是为了接下去能更好地放。虽然莺声“犹”嫩，但也不能再“嫩”很长日子了。
“悔匆匆、过却清明，旋占得馀芳，已成幽恨”，此句既是前面景的描绘后的情的流露，也是“莺声犹嫩”收了之后的续放。时光易流，一过了清明，各种各样的花儿，就都陆续委地凋谢了，丛中和枝头只疏疏落落地留了一点儿残英。到这时，莺声已老，不再嫩了；可见“犹”得短暂、无奈。“却几日阴沉，连宵慵困，起来韶华都尽”，这句是接前句的深延。几天前还有若有若无的遗留的花儿，可忽忽几日，稍没注意，一下子就只剩满目绿肥，些许瘦红也难觅了。
上片主描景，景中时也露情，下片主抒情，全为伤春心事。“怨入双眉闲斗损，乍品得情怀，看承全近”，写的是春愁怨情。怨入双眉，思量甚苦，皆因春去无情。“深深态、无非自许，厌厌意、终羞人问”，写的是怨态，情动于衷而形于表。因春去而心怨，因心怨而神形缱绻。“深深态”两句是女子自怜自爱、自怨自艾的情态，大有美人惜春迟暮之感。“深深态”和“厌厌意”二词运用对比，将女子愁绪满怀的怨态和因春去精神萎靡的无力之状形象描写出来，读之令人感同身受，心怀大动。 [4]
末句“纵留得莺花，东风不住，也则眼前愁闷”是全词最堪回味处。心怨源于春逝，这里却说即使莺声和花香留住了，仍还是愁绪难遣。原来春去仅是引子，最伤心处，并非春天美景消逝，而是时间老去人老去——春天可以再来，人却难以再少。无言之伤，尽在其中矣。
此首伤春之词，却出自诗僧笔下，可见其性情坦荡，不拘礼法。上片阶静生掩，美人春睡。杨花渐少，莺声犹嫩，正是暮春景象。睡起方识春色已阑，幽恨遂油然而生。下片因惜眷而自怜，因伤春而厌厌。这首词把年轻女子的多情与娇羞写得十分动人，她有些慵懒，有些感伤，有些哀怨，也有些甜蜜。一个感情真挚、热烈而又羞涩矜持的女性形象跃然于纸上。 [1] [5]
有观点认为下阕以“怨入双眉闲斗损”句过片，承上阕末意，也补足了人对春光去尽的反映。一“闲”字、一“损”字，暗暗透露作者对这种伤春怨情的保留态度。以下渐渐转出真意：先用“乍品得”二句过渡，语极委婉。这两句真像耐心布道者的口吻。“深深态”二句，又忽作狮子吼，将悔憾怨恨种种情怀之实质一语道破：自我期许太多，就难免不深深作态；羞于向人吐露，才必定会恹恹不振。“怎知道”以下又如佛手指点迷津。从正反两面说去：想闻得好“音信”，关键在于“忘了余香”，不必有所留恋，这是从正面说；若总想“留得莺花”，执迷不悟，那只会招来“愁闷”，自堕苦海，这是从反面说。禅理而能入词，又说得如此有诗趣、理趣，实属不易。
这首诗在写作手法上属于借题发挥，即借用石门长老的形象，抒发作者忠于朝庭、希望得到朝庭的理解和重新起用，而长期被冷落的悲愤失望的心情。
诗的首句通过“石门长老”的形象，引出作者往事如梦的感慨；第二句借“旃檀”的形象，说明官场新贵们的得势。三、四句再借“石门长老”之言，说明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作者的忠心无人理解，等待重新起用已经无望。五、六句以“石门长老”的形象和自白，慨叹人生易老和作者生平抱负的落空。“忘机”，就是已经“无意苦争春”。“贪爱都忘”，就是心的颓丧，不再有理想与追求。七、八句是诗的尾联，也是对全诗的总结。这两句通过对“东轩”外春日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作者类似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感慨。作者以青春年少成名，并被委以朝廷重任，当年的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雉皆飞”含有一个典故，由乐府琴曲《雉朝飞》变化而来：“春秋时，卫侯女出嫁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傅母（女官名）仍然劝她去处理丧事。丧毕不肯归，终死于齐。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放之，忽二雉出墓中。傅母托雉曰：‘女果为雉也？’言未毕，雉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也有人说：“《雉朝飞》为齐处士伤无妻之作。”柳宗元早年丧妻，来永州之后，母亲和女儿先后病逝，所承受的人生变故如同“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这种打击与悲痛可想而知。他被贬职后闲居永州，这期间江山易主，官场易人，新贵层出不穷，而且无不趋炎附势，对柳宗元等“俟罪”的闲官不屑一顾，或者颐指气使；更有一帮小人，经常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和莫须有的诬陷之辞。因此，诗人尽管悲愤交加，却不能在诗文中明明白白地流露出对朝廷的怨恨心情，只好运用巧妙的写作手法，通过“戏题”一诗，表面上是在劝戒石门长老，不要用老迈哀伤的心情，来观看东轩之外春意盎然的景色，以免触景生情，更加伤心；实际上是在劝慰自己，要忍辱负重，不与官场新贵们攀比，索性闭目塞听，让火热的心彻底地冷却，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
整首诗，以一个衰老、冰冷、绝望的外表，包容了一颗充满激情、火热和突突跳跃的心。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冰与炭的不可调和，最终决定了这位大才的悲剧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