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看似平淡无奇，实刚融游仙、忧生、饮酒、纵情为一体，意蕴丰富，耐人寻味。
诗的前四句，追思仙人，提出疑问。诗人开篇便从古时仙人、仙境起笔，首先创造出迷离缥缈的意境，也凝聚着诗人一生求仙的曲折历程和复杂心态。首二句仙人、仙境相应，山海对举，“栖”、“入”二动词镶嵌句中，造成神妙飘逸的意境，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景仰、追思的情感。后两句则转入疑问，这是经过一系列的艰苦探索之后的反思绪果，疑问中透露出诗人迷惘、惆怅的复杂心态。
中间四句，感叹时光倏忽，人生易老。这里，诗人为强调人生变化之迅速，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浮生”两句中，“流电”的意象与“浮”、“速、‘倏忽”等词语的交互作用，就凸现出其人生短促的意识。”天地”两句又以永存的天地为反衬，来强化其人命不常的意识，揭示出时间的无限、宇宙的永恒与人生有限、容颜易改的矛盾，倾泻出诗人欲有为而不得，欲超脱而不能的内心矛盾与苦闷，流露出迷惘、倜怅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
结尾两句，紧扣诗题，揭出主旨。诗人在仙境、人生皆令人幻灭、绝望的情境中，忽辟奇境，面对酒杯而产生种种联想，在欲饮未饮的心灵搏斗中，以尾句中反诘的语气透漏出他欲超脱而不能的复杂心态，也表达出更高远的精神追求。
总体来说，这首诗以诗人内心情感流向变化来结构全诗。起笔是对古仙人思慕的情感基调，继而转入对仙人不复现的失望，对求仙追求的疑虑与怅惘。然后由上而下转入对人世时光易逝的忧虑，对容颜日改的无可奈何，表达出一种失落、灰心和幻灭的情绪。至此，诗人的感情潮水已退入最低谷，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这时，诗人又以超然挥洒的笔触，突然推开去，独辟蹊径，以面对酒杯的联想、发问，表达了“含情”有待的高远精神追求，从而创造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这就形成了全诗看似漫不经心、跳荡不羁，实则整然有序，浑然天成的艺术结构，显示出这首诗“飘逸”的风格。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六朝诗至南齐永明而一大变，世称“永明体”，代表诗人则是谢朓，他上承晋宋，下开唐风，前人多以他与谢灵运相比。明人钟惺称二谢诗均多排语，“然康乐排得可厌，却不失为古诗。玄晖排得不可厌，业已浸淫近体”（《古诗归》）。明人许学夷也说：“元嘉体虽尽入俳偶，语虽尽入雕刻，其声韵犹古”，至沈、谢则“声渐入律，语渐绮靡，而古声渐亡矣”（《诗源辩体》）。一古一近，判然有别。小谢的“新变”即使从这首短短的送别诗中也可窥其端绪。
理解这首诗，一上来就碰到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题面上是“还远馆”，而开头第一句即是“高馆临荒途”，那末两个“馆”字所指是一，抑或是二？若此“高馆”即题中之“远馆”，则所写为悬想之词；若否，则是实写送别之地的景色。揣摩全诗，细绎词意，毋宁作后一解为是。
首联分别从高、远两个方面描写了送别的场景：荒郊野途，高馆孤峙，清流映带，长路迢递。馆，即客舍，安顿宾客的馆舍，可能江水曹暂寓于此，如今他又要到更远的馆舍去，诗人将与他举袂相别。荒凉凄清的景物渲染出一种离愁别绪。此处着一“带”字尤为传神：那潺湲的清流仿佛将眼前的道路带向了遥远的地方，在离人的心上更添一层渺远迷茫的情思。次联则交代去者的怀归之情。“流思”，即思绪飘忽不定，流荡无住之意；“怀旧望归客”则为“流思人”之同位语。“怀旧”，怀念旧邦或亲故之意；“望归客”，渴望归去之人，是为偏正结构，非动宾结构。此联透露出江水曹的游宦生涯，此行所去，只是远馆，而非故乡，故而客中作客，无慰“怀旧望归”之情，只能更增羁旅情怀。但是诗的第三联并未循此而生发开去，而是重又转回写景。诗人为读者展现出一片明丽的景色，那池塘春草、花树相间、红白掩映的风光确乎令人陶醉。面对如此赏心悦目的景色，人不应该离别，而应该流连忘返，尽情享受自然的赐予，但偏偏这正是离人分手的时刻。如果说首联的写景正与离情相契合的话，那么此联的写景则以强烈的反衬突现出离别的情怀。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是无可如何的现实，尾联重又归结到送别之意。“日暮有重城”，时光的流逝暗示出依依惜别的深情，而高城暮色的景物又加浓了伤别的情绪。天色将晚，已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刻，故主客双方只得在“何由尽离席”的感慨中分道扬镳，诗的最后留给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喟。离席将尽而又不欲其尽，结句将惜别之情发挥得非常充分。
离别是古诗中一个陈旧的主题。这样一首主题平平的短诗，究竟透露出一些什么“新变”来呢？最突出的一点是诗人通过景物描写而抒发感情、构造意境的创作方法。汉魏古诗多胸臆语，直抒所感，古朴质实，情语多于景语，景物描写仅仅是抒情的附丽。而到了谢朓，则注意在写景中寓情，让情感蕴含在景物之中，二者不是游离之物，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成为富有情韵的意境，避免对感情作直露的、正面的表述。即以此诗而论，诗人以清词丽句描绘出一个凄清悠远而又富于色彩的境界，对别离之情几乎未作铺陈，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惜别的氛围，情绪的熏染，情感的表达是含蓄蕴藉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风调”、“神韵”。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谢的诗成为唐诗的先声。试看王维的《归嵩山作》：“晴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右丞此诗就是正从小谢诗中有所借鉴的。谢灵运也模山范水，但精雕细刻，失之板重，刻意写形，而乏情韵。玄晖则刊落繁缛，以清俊疏朗的笔调将景物构造为富有情韵的意境。于是朴拙质厚的古诗一变而为清新俊逸的近体风格。唐诗那种简笔传神的写景，情韵流动的意境，风神摇曳的格调，正是在小谢这里肇其端的。
其次，在诗歌的格律上也表现出其新变。自沈约倡“声律说”以来，诗人排比声韵，约句准篇，成为一时的风气，标志了五言古诗向近体律诗的过渡，谢朓也是这场声律化运动中的健将。严羽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沧浪诗话》）除风格而外，格律之新也是其一个方面。即以此诗论，除去押入声韵之外，其他各方面均近似一首律诗。首联对偶工切，但平仄不协，第二联不对，而第三联又成工整的对偶。这在律诗中称为“偷春格”，颔联的对仗移至首联，恰如花儿偷得春光，先春而开。
《燕燕》全诗四章，前三章重章渲染惜别情境，后一章深情回忆被送者的美德。抒情深婉而语意沉痛，写人传神而敬意顿生。
前三章开首以飞燕起兴：“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颉之颃之”，“下上其音”。《朱子语类》赞曰：“譬如画工一般，直是写得他精神出。”阳春三月，群燕飞翔，蹁跹上下，呢喃鸣唱。然而，诗人用意不只是描绘一幅“春燕试飞图”。而是以燕燕双飞的自由欢畅，来反衬同胞别离的愁苦哀伤。此所谓“譬如画工”又“写出精神”。接着点明事由：“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父亲已去世，妹妹又要远嫁，同胞手足今日分离，此情此境，依依难别。“远于将之”、“远送于南”，相送一程又一程，更见离情别绪之黯然。然而，千里相送，总有一别。远嫁的妹妹终于遽然而去，深情的兄长仍依依难舍。这里诗歌运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感人的情境：“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伫立以泣”、“实劳我心”。先是登高瞻望，虽车马不见，却行尘时起；后是瞻望弗及，唯伫立以泣，伤心思念。真是兄妹情深，依依惜别，缠绵悱恻，鬼神可泣。这三章重章复唱，既易辞申意，又循序渐进，且乐景与哀情相反衬；从而把送别情境和惜别气氛，表现得深婉沉痛，不忍卒读。
四章由虚而实，转写被送者。原来二妹非同一般，她思虑切实而深长，性情温和而恭顺，为人谨慎又善良，正是自己治国安邦的好帮手。她执手临别，还不忘赠言勉励：莫忘先王的嘱托，成为百姓的好国君。这一章写人，体现了上古先民对女性美德的极高评价。在写法上，先概括描述，再写人物语言；静中有动，形象鲜活。而四章在全篇的结构上也有讲究，前三章虚笔渲染惜别气氛，后一章实笔刻画被送对象，采用了同《召南·采蘋》相似的倒装之法。
《燕燕》之后，“瞻望弗及”和“伫立以泣”成了表现惜别情境的原型意象，反复出现在历代送别诗中。“伫立以泣”的“泪”，成为别离主题赖以生发的艺术意象之一。
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正是文学史上玄言诗风形成和开始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情状，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世说新语》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意见截然相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郭璞诗的特点而得到的不同结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既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份，却慷慨多气而非“辞意夷泰”，文采华茂而非平淡寡味。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风尚而又超拔于时代风尚。
这里介绍的《游仙诗》十四首的第一首，具有总括全部组诗的纲领性意义。可以看出，诗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的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这就是所谓慷慨之气的由来。
开头两句双起，以“京华游侠窟”与“山林隐遁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相互对照。“游侠”的现象，古人常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在这里，主要是指贵族子弟呼啸酒市、奢华放浪的行径，就像曹植《名都篇》所写的“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那种景象。相比于这一种热烈浪漫、尽情享乐的人生，山林中的隐者，却是孤独而清冷，远隔于尘世之外。两者之间，作者如何取舍？“朱门何足荣”是对前者的否定，“未若托蓬莱”是对后者的肯定。双起之后，一扬一抑，转入主题。“蓬莱”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它与“朱门”的对照，隐含着这样的意味：朱门虽荣，贵游虽乐，却是倏忽迁变，过眼烟云，不具有仙界超世的永恒。那么，“山林”与“蓬莱”又是何种关系呢？既可以说，隐逸是求仙的前提，又可以说，隐逸和求仙，在超越尘世的浮华喧嚣，探寻生存之本质的意义上，原是一回事。并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临源”以下四句，具体描写隐士的生活。他们在澄澈的水源上掬饮清波，又攀上高高的山岗采食初生的灵芝——据说食灵芝可以延年益寿。“灵溪”，《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李善注谓：“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这二条注有些问题。“灵溪”未必是专名，应只是泛指幽深山谷中的溪流。山水钟天地之灵气，可以养性，故谓“灵溪”。“云梯”更不能指成仙之路，否则“安事登云梯”作为否定的句子，与诗题直接冲突。其实，乘云而上作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比喻，由来已久。《史记·范雎传》中，“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便是此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山巅水涯，深可流连，无需费心求禄，自致于青云之上。
然则，仕宦的道路，究竟为何是必须抛弃的呢？接着，诗人引用古代贤哲的事例，加以说明。“漆园有傲吏”指庄子，他做过漆园地方的小吏。注意“傲吏”为了与“逸妻”相对，重在“傲”不重在“吏”。因为庄子做漆园吏，根本还够不上“仕宦”，且他也是根本反对仕宦的。据《史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使者带了重金聘庄子到楚国去任国相。他回答说：卿相固然很尊荣，但就像祭祀所用的牺牛，养得肥肥壮壮，到了宰杀的时候，想要做一头野猪，再也不能够了！“莱氏”指老莱子。据《列女传》，他避世隐居，躬耕蒙山，后应楚王之请，准备出仕。他的妻子劝告说：你今日食人酒肉，受人官禄，明日就被人制约，难免于祸患了。老莱子就听了妻子的话，仍旧过着隐遁生活。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在仕宦道路上，丧失自由，并隐伏巨大危险。因之，所谓富贵尊荣，只是使人失去自由天性的诱饵罢了。联系魏晋以来政治生活中风波险恶的情状，不难想像诗人心中深深的忧惧。
在诗歌的字面上，这些意思都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表彰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而后用《周易》中典故，点出其中道理。《周易·乾》之“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易·大壮》之“上六”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两句，意思是说：隐居的贤士，如果进而求仕，固然可能如潜龙之出现，风光一时，为天下所重，然一旦陷入困境，就再也由不得自己，犹如壮羊的角卡在了篱笆上，进不得，退不得。所以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能只看到进而“龙见”的辉煌，更要预想退而“触蕃”的窘境。这里都包涵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
经过以上的思考，作者得出明确的结论：“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伯夷、叔齐，是古人称颂的贤者，曾互让王位而逃到西伯昌（周文王）那里；后来武王伐纣，他们又为了忠于商朝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在魏晋人看来，这种大忠大贤，仍然是牵绊于世网，伤残人生的本性，正是羝羊触蕃的可怜相。远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
令人感叹的是：郭璞虽有高蹈的志向，却并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后更因反对王敦谋叛，遭致杀身之祸，“游仙”的豪情，化作刀下的哀吟。只是在他的诗歌里，留下那一代文人感时伤世的情怀，追求解脱的期望，和进退失据的叹息。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诗引用庄子的事迹和思想，引用《周易》的成言，借以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体现了玄言诗兴起时代的文学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