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诗是写采玉民工的艰苦劳动和痛苦心情。首句重叠“采玉”二字,表示采了又采,没完没了地采。头两句是说民工不断地采玉,不过是雕琢成贵妇的首饰,徒然为她们增添一点美色而已。“徒”字表明了诗人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既叹惜人力的徒劳,又批评统治阶级的骄奢,一语双关,很有分量。
从第三句开始专写一个采玉的老汉,忍受着饥寒之苦,下溪水采玉,日复一日,就连蓝溪里的龙也被骚扰得不堪其苦,蓝溪的水气也浑浊不清了。“龙为愁”和“水气无清白”都是衬托“老夫饥寒”的,连水中的龙都已经这样了,人就更不用说了。
下面两句就“饥寒”二字作进一步的描写:夜雨之中留宿山头,采玉人的寒冷可想而知;以榛子充饥,采玉人的饥饿可想而知。“夜雨冈头食蓁子”这一句把老夫的悲惨境遇像图画似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杜鹃口血老夫泪”,是用杜鹃啼血来衬托和比喻老夫泪,充分表现了老夫内心的凄苦。
七、八句写采玉的民夫经常死在溪水里,好像溪水厌恶生人,必定要致之死地。而那些惨死的民夫,千年后也消不掉对溪水的怨恨。“恨溪水”三字意味深长。这种写法很委婉,对官府的恨含蓄在字里行间。
接下来作者描绘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山崖间,柏林里,风雨如啸;泉水从山崖上流下来形成一条条小瀑布,采玉人身系长绳,从断崖绝壁上悬身入水,只见那绳子在狂风暴雨中摇曳着、摆动着。就在这生命攸关的一刹那,采玉老汉看到古台石级上的悬肠草,这种草又叫思子蔓,不禁使他想起了寒村茅屋中娇弱的儿女,他自己一旦丧命,那他的儿女就将很难为生了。
早于李贺的另一位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一首《采玉行》,也是取材于蓝溪采玉的民工生活,诗是这样的:“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对比之下,李贺此篇立意更深,用笔也更锋利,特别是对老夫的心理有很细致的刻画。
《老夫采玉歌》是李贺少数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之一。它既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又富有浪漫主义的奇想。如“龙为愁”“杜鹃口血”,是奇特的艺术联想。“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二句,更是超越常情的想象。这些诗句渲染了浓郁的感情色彩,增添了诗的浪漫情趣,体现了李贺特有的瑰奇艳丽的风格。
从结构上说,诗一开头就揭露统治阶级强征民工采玉,是为了“琢作步摇徒好色”,语含讥刺。接着写老夫采玉的艰辛,最后写暴风雨中生命危殆的瞬间,他思念儿女的愁苦心情,把诗情推向高潮。这种写法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给读者以深刻难忘的印象,颇见李贺不同凡响的艺术匠心。
这是一首题在《长江万里图》上的诗,作者从长江发源地写起,从而想起家乡,引出他内心盘结已久的故乡愁思。家乡、长江两种意象相融相生,将游子的思乡情表现得丰满深厚,情因景显,景因情深,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诗人看画后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家眠山更西住,正见岷山发源处”。诗人原籍在四川,看到长江后很自然产生一种我住“长江头”的感情,这里有怀念,也有自诩三四句是写长江的波澜壮阔,“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杜甫诗:“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就是写此处山川形胜的。“雪初消”意味着江水增长,汹涌澎湃;“百折千回”写出了水流经之地山势奇险。这两句点出了画题,极写长江奔腾不息之势。
接下诗意一转由写景而转向抒情。“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飘迫尚他乡。”诗人望着滚滚的长江水由西而东,流经万里,想到人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也随着这东流的江水四处飘泊,不禁喟然而叹。诗中的“人”字也可解作诗人自己,这也是对自己身世命运的感叹。以东流江水喻离乡之苦,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特点,那就是“长”。李白写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可见诗人之间也是有共同感受的。不过李白是与朋友告别,“别意”中虽有憾情,然叹而不哀。杨基这里写的却是异乡飘泊思念之情,因而它要凄苦得多。
尾联“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这是对离愁别恨的更深一层描写。“烟波草色”、“风雨猿声”,本是长江两岸的普通景物,为旅人所常见常闻,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耳中,却都变成了牵恨”和“断肠”的缘由。实际上这是主观感情给客观事物铺上的感情色彩,而这客观事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主观感情的浓度。诗人所写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体验,而且用了“恨”和“断肠”这样的字眼儿,可见它的浓度之深。
这首诗从谋篇构思看,由看画而想到家乡,由想到而思念,由思念而感慨,由感慨而痛楚,步步依理,层层加深,可谓层次清晰,自然真切。从表现方法看,既写景又写情。写景时景不离情,如东流江水之与飘泊游子;写情时情不离景,如离恨之与烟波草色,断肠之与风雨猿声。可谓情因景显景因情深。从语言运用看既无炼字之迹,又欠修饰之功,犹如口语,明白如话,随意而写,一气呵成。可谓清新流畅,自然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