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寄赠词。词作上片写苏昆生的沦落及节概，凛凛动人语意极为沉痛；下片写左良玉军容之盛，气势雄壮，写苏昆生凄凉晚景，凄恻生悲。词采用倒叙手法，表达对苏昆生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凄凉怀抱。
词作上片描绘苏昆生沦落半生的遭际。首句“吴苑春如绣”，点明时令和地点，这为反跌下面描述苏昆生的坎坷遭遇作了铺垫。接写“笑野老、花颠酒恼，百无不有”，句首用一“笑”字，表明作者对此持不以为然、冷眼旁观的态度。先以“野老”作陪衬，下面写苏昆生：“沦落半生知己少，除却吹箫屠狗。算此外、谁欤吾友？”正面直叙苏昆生半生沦落失意，在那些“花颠、“酒恼”人中，他找不到知己，只与吹箫者屠狗者等市井辈为友。伍子胥与高渐离，皆身处下层，隐于市井是有节概的豪侠之士；且二人一吹箫、一击筑，都精于乐器，由此见出苏昆生不同于寻常艺人。这里以问句加以强调，起到赞扬的作用；亦暗示左良玉一死，苏昆生失去知己。
结末：“忽听一声《河满子》。也非关、泪湿青衫透。是鹃血，凝罗袖”。这三句写作者听了苏昆生悲壮的歌声，感动得泪流满面。这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悲，更有故国黍离之悲“河满子”。“泪湿青衫透”，化用了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句。但作者的泪与白居易的泪，两者有明显的不同，白居易的“青衫湿”是因为自感和弹琵琶的商妇“同是天涯沦落人”从而引起了共鸣；而作者今日听到苏昆生的歌唱落泪，却是因南明覆灭的亡国之恨而引起，这里的“非关”二字，可谓沉重至极。“是鹃血，凝罗袖”将无限的亡国之痛，深蕴其中。由此收束上片，转入下片。
词作下片从回忆当年左良玉军容盛况，转到苏昆生当前的凄凉暮年。开首三句：“武昌万叠戈船吼。记当日、征帆一片，乱遮樊口”，描绘当年左良玉正要发兵东下，讨伐奸党马士英时的军容盛况。从用词“吼”、“征帆”看出，左良玉的军队正有所行动——东下讨伐。这里作者以夸张手法，以声音“吼”、动作“乱遮”制造了声势和气氛，写出左良玉军容所不可阻挡的势概。这实也是侧写苏昆生，当时他正在左良玉幕中，获得知己之时。然而“隐隐柁楼歌吹响，月下六军骚首。正乌鹊南飞时候”，“隐隐”句为过渡“月下”句，隐喻左良玉之死，“正乌鹊”句喻苏昆生沦落无依。“正乌鹊”与前面“沧落半生知己少”相应。可见，前面竭力写左良玉军容之盛，正为了反跌苏昆生目前之凄凉。接写目前：“今日华清风景换，剩凄凉、鹤发开元叟。”前句暗喻改朝换代一明亡后句以唐代著名乐师李龟年比苏昆生，用“开元”表明他为前朝旧人。“风景换”，喻江山易主。结末：“我亦是，中年后。”言外之意，作者自己也是“开元鹤发叟”。这是安慰苏昆生，也是写自己的沦落之悲与故国之思。语意表面看来是以淡笔出之，然内涵丰富，感情沉重。
整篇词在写作上，用喻贴切，以李龟年喻苏昆生，二人在特长、思想、节概、遭际及所处时代特点都极其相似；运用夸张手法，写左良玉军容之盛，而以反跌手法，写苏昆生暮年之凄凉，均收到极好的艺术效果。歇拍二句，转述自己，看似平淡，实蕴含了词人无限的感慨。
这是一首揭露统治者穷兵黩武，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诗歌。此诗的前十二句记叙老翁悲惨遭遇。共分三层。一层讲述老翁的悲惨身世。第二层写老翁被迫逃亡的原因。第三层写老翁流离他乡的辛苦。最后四句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更是质朴的呐喊，是为民请命的正义的呼声。这首诗用语平实质朴，就艺术技巧而言，这首诗较杜甫的《兵车行》更为平实，它没有多少场景和人物外貌的描写、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以及声韵上的错综变化，它靠的只是质朴动人，真诚感人，而这恰恰是一种新鲜的风格。
此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叙述老翁的悲惨遭遇。
首四句为第一层，首句言其住地，以采樵负薪为生。次句“北望”，言其流落他乡，有家难回，生出无限乡愁。接二句言老翁有三子，其中两个已战死沙场，何其凄惨。何其悲痛。次四句为第二层，言老翁第三子初成人，又面临被抓丁的威胁。一个“又”字，见出征兵抽丁的频繁，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为此，老翁决定逃亡。“定知”“不及”二句意谓：守土分离，是死；逃往他乡，也是死。与其别离而死，不如死在一处。这平淡自言，更见其悲痛之极也。再接四句为第三层，叙其流落异乡的辛苦。其苦有三：一是抛弃了家园田宅，二是孤独地离开故土，三是在异乡劳作辛苦。人生本来是求子多福，二子均战死，第三子又遭威胁，一点福都谈不上了。此层叙语惨恻，令人酸楚，一个老实忠厚驯良的老翁形象如在眼前。当你见到这垂暮老人含泪吞声、北望乡关时，不禁会哀怜而愤然。
最后四句为第二部分，似写老翁所抱的幻想和希望，又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尊武臣”“静胡尘”，似乎战争真要结束了。然而，前此接连不断的战争，绝不是因为武臣未尊、军力不强。这里暗暗指责朝廷开边的国策，正如杜甫所言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此二句正是正中蕴含反义、希望中暗示着失望。《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还是“止戈为武”为好。故结二句诗人禁不住疾呼：“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这呐喊，这呼吁，虽未能唤醒沉醉黩武的玄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声声回响。此诗是一首具有“人民性”价值的作品，用语平实、质朴、真诚，风格新鲜，十分感人。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