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胄,一作李曹,又作李渭,其人,其事,以及他与韦应物的关系,似已无考;从此诗看,想必两人的交谊颇漠。诗中的“楚江”、“建业”,是送别之地。长江自三峡以下至濡须口(在今安徽省境内),古属楚地,所以叫楚江。建业,原名秣陵,三国时吴主孙权迁都于此,改称建业,旧城在今南京市南。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联写送别之地,扣紧“雨”、“暮”主题。二、三两联渲染迷离暗淡景色;暮雨中航行江上,鸟飞空中,海门不见,浦树含滋,境地极为开阔,极为邈远。末联写离愁无限,潸然泪下。全诗一脉贯通,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虽是送别,却重在写景,全诗紧扣“暮雨”和“送”字着墨。
首联“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起句点“雨”,次句点“暮”,直切诗题中的“暮雨”二字。“暮钟时”,即傍晚时分,当时佛寺中早晚都以钟鼓报时,所谓“暮鼓晨钟”。以楚江点“雨”,表明诗人正伫立江边,这就暗切了题中的“送”字。“微雨里”的“里”字,既显示了雨丝缠身之状,又描绘了一个细雨笼罩的压抑场面。这样,后面的帆重、鸟迟这类现象始可出现。这一联,淡淡几笔,便把诗人临江送别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同时,为二、三联画面的出现,涂上一层灰暗的底色。
下面诗人继续描摹江上景色:“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漠不见,浦树远含滋。”细雨湿帆,帆湿而重;飞鸟入雨,振翅不速。虽是写景,但“迟”、“重”二字用意精漠。下面的“漠”和“远”又着意渲染了一种迷蒙暗淡的景色。四句诗,形成了一幅富有情意的画面。从景物状态看,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帆来鸟去为动,但帆重犹不能进,鸟迟似不振翅,这又显出相对的静来;海门、浦树为静,但海门似有波涛奔流,浦树可见水雾缭绕,这又显出相对的动来。从画面设置看,帆行江上,鸟飞空中,显其广阔;海门漠,浦树远,显其邃邈。整个画面富有立体感,而且无不笼罩在烟雨薄暮之中,无不染上离愁别绪。
景的设置,总是以情为转移的,所谓“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诗人总是选取对自己有独特感受的景物入诗。在这首诗里,那冥冥暮色,霏霏烟雨,固然是诗人着力渲染的,以求与自己沉重的心境相吻合,就是那些用来衬托暮雨的景物,也无不寄寓着诗人的匠心,挂牵着诗人的情思。海门是长江的入海处。南京临江不临海,离海门有遥遥之距,海门“不见”,自不待言,何故以此入诗?此处并非实指,而是暗示李曹的东去,就视觉范围而言,即指东边很远的江面,那里似有孤舟漂泊,所以诗人极目而视,神萦魂牵。
然而人去帆远,暮色苍苍,目不能及;但见江岸之树,栖身于雨幕之中,不乏空寂之意。无疑这海门、浦树蕴含着诗人怅惘凄戚的感情。诗中不写离舟而写来帆,也自有一番用意。李白的名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是以离帆入诗的,写出了行人远去的过程,表达了诗人恋恋不舍的感情。此诗只写来帆,则暗示离舟已从视线中消失,而诗人仍久留不归,同时又以来帆的形象来衬托去帆的形象,而对来帆的关注,也就是对去帆的遥念。其间的离情别绪似更含蓄漠沉。而那羽湿行迟的去鸟,不也是远去行人的写照吗?
经过铺写渲染烟雨、暮色、重帆、迟鸟、海门、浦树,连同诗人的情怀,交织起来,形成了浓重的阴沉压抑的氛围。置身其间的诗人,情动于衷,不能自已。猛然,那令人肠断的钟声传入耳鼓,撞击心弦。此时,诗人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泪下,离愁别绪喷涌而出:“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随着情感的迸发,尾联一改含蓄之风,直抒胸臆;又在结句用一个“比”字,把别泪和散丝交融在一起。“散丝”,即雨丝,晋张协《杂诗》有“密雨如散丝”句。这一结,使得情和景“妙合无垠”,“互藏其宅”(王夫之《姜斋诗话》),既增强了情的形象性,又进一步加漠了景的感情然彩。从结构上说,以“微雨”起,用“散丝”结,前后呼应;全诗四联,一脉贯通,浑然一体。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首联写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爱国热情。诗人并不直接说明军情紧急,却说“烽火照西京”,通过“烽火”这一形象化的景物,把军情的紧急表现出来了。一个“照”字渲染了紧张气氛。“心中自不平”,是由烽火而引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一个“自”字,表现了书生那种由衷的爱国激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首二句交待了整个事件展开的背景。
颔联写主帅率军辞别京城,奔赴前线作战,以排山倒海之势包围敌国城堡的过程。一个“辞”字,显出奉旨率师远征者的严肃庄重;一个“绕”字,显见铁骑威力无穷,把敌兵团团包围。龙城为匈奴名城,此处指敌军要塞。
颈联紧紧接颔联,诗人抓住了隆冬自然界的主要表象“雪”、“风”两者,刻画两军对峙时的紧张场面。上句视觉:大雪纷飞中战旗到处翻舞;下句听觉:风声狂吼中夹杂着进军的战鼓声。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诗人别具机抒,以象征军队的“旗”和“鼓”,表现出征将士冒雪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下奋勇杀敌的悲壮激烈场面。
尾联“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初唐广大知识分子为国建功立业的共同心愿。李泽厚说,“当时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番、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杨炯这两句诗,是当时士人阶层的最强音,有着时代的特色。同样的气概,杨炯在其他诗里也有所反映。
这首短诗,写出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首先诗人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他又是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诗人一概略去不写。其次,诗采取了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如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然而这种跳跃是十分自然的,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同时,这种跳跃式的结构,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残灯风灭炉烟冷,相伴唯孤影。”起笔便是一副凄凉孤寂之境。夜风骤起,吹灭了摇曳的灯火,香炉里的烟灰早就凉透了。一阵风将房间里唯一的光明和温暖,不由分说地夺走了,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影子,伴着孤零零的词人。
“判教狼藉醉清樽,为问世间醒判是何人?”既然无人作伴,只有清酒陪伴自己。纳兰所说的“醒判”之人,便是屈原这般不随波逐流,英雄式的理想主义者。纳兰又何尝不是在以屈原自喻。身边小人对权势趋之若鹜,纳兰始终冷判以对,保持高洁之心,只是,这样一人对抗千军万马的日子,多么的孤单,多么的凄凉。
“难逢易散花问酒,饮罢空搔首。”纳兰心事无人知,只有友人顾贞观懂他,但是相聚之日不多,不能时常与纳兰互诉衷肠,饮酒作诗。纳兰不住地叹息,别离漫长,相逢苦短,知己已去,剩自己一人面对这早早散了的宴席。酒喝光了,只能对着满桌的空杯搔首长叹。
“闲愁总付醉来眠,只恐醒时依旧到樽前。”这句写得无限凄凉。既然闲愁萦怀,难以排遣,就让酒来麻醉它们吧,然后,再麻醉我自己,换得一时的安稳睡眠。可是醒来之后依然孑然一身,依然愁绪满怀、怕是又要到酒杯面前,喝得大醉一场。
全词表达了词人对友人顾贞观的怀念之情以及对当时身世的无奈,情真意切。
这是一首富有生活情趣的游春与赏月的词。
上片通过一组春游嬉戏的镜头,生动地反映出古代寒食佳节的热闹场面。
“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这里有吴地青年的龙舟竞渡的场景,有游女成双成对笑玩秋千的画面。词一开头,不但写出了人数之众多,而且渲染了气氛之热烈。欢声笑语,隐约可闻。着一“竞”字既写出了划桨人的矫健和船行的轻疾,又可以想见夹岸助兴的喧天锣鼓和争相观看的男女老少。“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这里有芳洲采花、尽兴忘归的剪影,有秀野踏青,来往不绝的景象。以上四句,句句写景,句句写人,景中有人,人为景乐。这种浓墨重彩、翠曳红摇的笔墨,平添了许多旖旎春光,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息。
下片以工巧的画笔,描绘出春天月夜的幽雅、恬静的景色。
“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游女散后,远山渐渐昏暗下来;音乐停止,花园显得异常幽静。前句中着一“暝”字,突出远山色彩的暗淡,衬托出游人去后、夜幕降临的情景。后句中着一“静”字,渲染出笙歌已放、池院寂寥无人的气氛。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时已深夜,万籁俱寂,院中的月色正是清新明亮的时候,无数的柳絮飘浮空中,没有留下一丝儿倩影。写杨花在月下飘浮无影,既极言其小,更极言其轻。这里写“无影”是虚,写无声是实。这种无影有静的写法,令人玩味。月色清明,两句还寓情于景,反映出作者游乐一天之后,心情恬淡而又舒畅。词人虽年事已高,但生活情趣很高,既爱游春的热闹场面,又爱月夜的幽静景色。他白昼,与乡民同乐,是一种情趣;夜晚,独坐中庭,欣赏春宵月色,又是一种情趣。
词里表现作者喜爱白天游春的热闹场面,也欣赏夜深:人散后的幽静景色。反映出作者生命的活力仍然很旺盛,生活兴趣还是很高。上片句句景中有人,富有生活情趣。下片“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是传诵的名句,后人认为是在“三影”名句之上。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