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道的五言古诗《妾薄命》共有两首。诗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多样的，以一位侍妾悲悼主人的口吻抒写了自己对老师曾巩的悼念。要不是原诗题下有诗人自注：“为曾南丰作。”后世的读者会以为这是一首侍妾的哀歌。
至于陈师道与曾巩的关系，宋人笔记上说得颇带传奇色彩：曾巩路过徐州，当时的徐州太守孙莘荐陈师道前往谒见，虽然送了不少礼，但曾巩却一言不发，陈师道很惭愧，后来孙莘问及，曾巩说：“且读《史记》数年。”陈师道因此一言而终身师事曾巩，至后来在《过六一堂》诗中还说：“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见陈鹊《耆旧续闻》）这种记载只是小说家之言。其实，曾、陈的师生关在史书上有明文记载，《宋史》中陈师道本传上说他“年十六，早以文谒曾巩，巩一见奇之，许其以文著，时人未之知也。留受业。”元丰年间（1078-1085），曾巩典五朝史事，举荐陈师道为史才，然而终因他未曾登第而未获准，因而，陈师道对曾巩有很深的知遇之恩。故1083年（元丰六年），当他听到曾巩的死讯后，即写下了这组感情诚挚的悼诗。
第一首诗托侍妾之口，写主死之悲，并表达了不愿转事他人的贞心。起二句极言受主人的宠爱，“十二楼”即指十二重的高楼，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中有“凤楼十二重，四户入绮窗”之句，这里是形容宫楼的高峻和豪华。“一身当三千”句，取自白居易《长恨歌》中“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意思，然以五字概括，更为精炼，所以陈师道诗最权威的注释者任渊说，此句“语简而意尽”。这正体现了陈师道诗工于锻炼和善于点化前人诗句的特点。
“古来”二句陡然转折，主人公悲叹自己不能至死侍奉主人，与上二句连读，可谓一扬一抑。“起舞为主寿”句承首二句，“相送南阳阡”句则承三四两句。汉代原涉在南阳为父亲置办的墓地，称为“南阳阡”，因而后世以此泛指墓地。此二句以极概括的语言抓住典型事件，构成鲜明对照：本来为祝祷主人长寿而翩翩起舞，转瞬间却往坟地为他送葬。两句中意象丰赡，节奏跳动，可见诗人用墨的简炼，故陈模说，此二句“盖言初起舞为寿，岂期今乃相送南阳阡，乃不假干澹字而意自转者”（《怀古录》）。刘禹锡的《代靖安佳人怨》悼宰相武元衡遇刺，说：“晓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也是写乐极哀来，生死的变幻无常，意境与此二句略同，然而陈师道的造语更为高古凝炼。
白居易《燕子楼》诗说：“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着即潸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此诗中“忍著”二句，与白居易诗意蕴相近，但并非泛咏男女之情，而另有很深的寓意。北宋中期，政治上风云变幻，元祐党、变法派轮番掌权，所以一般士人都讳言师生关系，以避免党同伐异，受到连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则随波逐流，诌谀权贵。陈师道此诗正是对此种风气的批判，他责问道：难道忍心穿着以前主人踢子我的衣裳，去博取他人的欢笑冯？
末四句直抒胸臆，一腔悲慨，啧涌而出。然而死者无知，只有生者独自哀怜。整首诗便在生与死、哀与乐、有知与无知的对照中结束。
第二首是组诗第一首的主题的延伸，表达了杀身相从的意愿，二首一气贯注。故范大士《历代诗发》评价说：“琵琶不可别抱，而天地不可容身，虽欲不死何为？二诗脉理相承，最为融洽。”
“叶落”二句以写景起兴，然意味无穷，诗人的用意至少有三层：此二句承上文“相送南阳阡”而来，故写墓园景象，且兴起下文，此其一；又写墓地凄惨之状，以飘零之落叶与绚烂之红花相衬，愈见山野的空旷寂寥，写景状物颇能传神，并烘托出苍凉凄迷的气氛，故任渊说：“两句曲尽丘源凄惨意象。”此其二；此二句写景起兴中又带有比喻意，落叶指已逝之人，而红花喻主人公自己。但落叶飘败，花的娇艳，徒成空无。潘岳《悼亡诗》说：“落叶委埏侧，枯荄带坟隅。”这首诗以落叶比喻人的长逝，然而寓意的深刻远不及陈师道此诗，故陈模盛赞《妾薄命》中这两句说：“陈后山‘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兴中寓比而不觉，此真得诗人之兴而比者也。”（《怀古录》）此其三。
“捐世”以下八句一气流走，自然涌出。诗中说，主人不待年老即弃世而去，因而对我的恩惠未能到头。想来一死尚可忍受，而今后无穷的生涯怎样度过？偌大的世界，却容不得主人公微弱的一身，于是发出了最后的心声：“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语气坚定，如铮铮誓言。此八句层层相绾，语意畅达，纯自肺腑中流出，读来不觉其浅率，唯感其真诚。
至此感情的激烈已无以复加，全诗表面上应戛然而止了，然而“向来”二句，转以哀婉的情调结束：那以前歌声鼎沸、舞姿婆娑的地方，只留下夜雨的淅沥和蟋蟀的悲鸣，由此表达了盛时不再、人去楼空的感慨，一变前文率直奔放的激情，遂令诗意深远，避免了一览无余。这末尾的“歌舞”几句，正与组诗第一首的开头“十二楼”首尾相应，也表现了作者的匠心。
《妾薄命》向来是被认为是陈师道的代表作，故《后山诗集》以此为冠，其原因便在于此诗集中体现了陈师道诗的风格。陈师道诗的佳处在于高古而具有真情，锻炼而以淡雅出之。这首诗造语极平淡，表面上没有用典故，不作艰深之语，只是直陈胸臆，实际上却几乎无一字无来历。任渊评价说：“或苦后山之诗非一过可了，迫于枯淡，彼其用意，直追《骚》、《雅》。”意谓他的诗须细细品味，不是一读即可明白其中用意的，这正说明，陈师道的诗在平淡的背后，有着惨淡经营的苦心。
除了平淡典雅，精炼浓缩也是陈师道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此诗中“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等语，都以极简练的字句表达了丰富的意蕴，如前人所评，有“以少许胜多多许”的特点，故刘壎《隐居通议》说，陈师道“得费长房缩地之法，虽寻丈之间，固自有万里山河之势”。
然而此诗最突出之处还在于用比兴象征的手法，以男女之情写师生之谊，别具风范。这种手法可追溯到《诗经》中的比兴，《楚辞》中的美人香草。这在古典诗词中是屡见不鲜的，因为男女之情最易感人。正如明人郝敬所说：“情欲莫甚于男女，声音发于男女者易感，故凡托兴男女者，和动之音，性情之始，非尽男女之事也。”（陆以谦《词林纪事序》引）托喻男女之情而实寄君臣、朋友、师生之谊的作品历代都有，但与陈师道此诗有明显血缘关系的可推张籍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诗中说：“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繻。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此诗是张籍为推辞李师古之聘而作，与陈师道此诗所述之事虽然不同，但抒写手法颇多相通之处。虽然后世也有人对此执不同意见，以为此诗“比拟终嫌不伦”（陈衍《宋诗精华录》），然而作为诗之一格，作为表达感情的一种方法，《妾薄命》还是有新意、有真情的。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刘禹锡创作多首《竹枝词》，分两组，这是其中一组的第二首。
第二首不像第一首那样以谐音写含蓄情事，而是从身居蜀地耳闻巴人歌唱自然引发怀乡幽思。
首句“楚水巴山江雨多”看似平易概括的摹写却流露出诗人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多年贬谪远任的愁苦。楚地巴山远离长安，虽然暂时避开政治漩涡，但对于心怀远大抱负的诗人来说却是心仍有不甘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也许正是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不能不使人愁苦，伤心失意下也属正常。压在心头的大石无法移开，难以消除的寂寞和烦闷更无法排遣。江雨又来，淅沥不歇，更添伤情。
“巴人能唱本乡歌。”于此伤情怀思之下巴人乡歌又传入耳。“歌者那知听者愁，一声一叹总牵情。”巴人歌唱本属常有之事，诗人却将其平常事入诗中，可见诗人自己心绪却是常常不平静的。自然不是只因耳听巴人歌声才起的不平静，人总是会因某事而及他情。这是再自然正常不过的了。本来由江雨多引起的伤情再又由巴人的歌唱更是雪上加霜了。
闻歌思归，自然引出下两句：“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长安，不算是自己的归处，多次的贬谪打击，他怕是早已对政治不怀希望了，长安那里只是自己的伤心地而已。至于诗人想归何处，可以从诗句中推测。《纥那》当是诗人家乡的乡歌。身披绿色绮罗踏着《纥那》曲的和声边舞边歌的乡人想必是欢迎自己归来的一朝离乡，飘零天涯。也只有那里才不排拒自己。因有这样的想法，窗外的绿水微波渐渐幻成故乡人身上迎风而舞迎己归来的绿色绮罗，耳边听闻的《纥那》节拍又显得那样的清晰明了。
组诗歌词的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如同屈原作《九歌》一样，刘禹锡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情为文人风雅，创作出有别于文人文学的民歌体诗歌，显示了文学创作中雅俗互补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首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歌谣，热情地赞美了王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种与反动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首歌谣以通俗的语言、高昂的格调、热烈的感情、铺叙的手法，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古代革命农民的英雄群相。
前四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其外貌：长白山脚下有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穿纯一色的红罗袍，外罩鲜艳华丽的马甲，手持着冲天的丈八长矛，腰挂着闪闪发光的弯刀……从衣着到携带的武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注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如“红”“锦”“耀日光”等，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重点写他携带的武器，则突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为下文作了铺垫。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这两句从主人公的生活习性来写，突出主人公的英勇、剽悍和粗犷，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此，一个勇猛英武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读者眼前树立起来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转入战场斗争场面的描写。作为起义军领袖，他对朝中的贪官污吏和保护这些贪官污吏的官兵是怀着刻骨仇恨的，当他听到官军来围剿起义军的消息时，立即英姿勃勃地提刀上阵，带领起义军奋勇杀敌。起义军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的气概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炀帝曾想远征辽东，大批征发百姓充当士卒。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远征辽东，参加不义的战争，白白地死在外面，还不如拿起武器来反抗，斩杀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即使牺牲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里，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与其受压迫而死，倒不如起义反抗而死！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无比憎恨，和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这首歌谣气势雄浑、豪放，形式质朴、生动。遣词造句，也准确、精炼。特别是所用的动词，大都写得有声有色。如“侵”字，表现出起义军高昂的士气夭矫天际,“耀”字，衬托出起义军光辉的业绩昭同日月。一个“荡”字，更生动有力地描绘出起义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真实地描写了起义军的一个生活侧面。“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更喊出了起义军宁死不屈的心声。
隋代的民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一些篇章，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这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通过对起义军领袖的塑造、歌颂，表现了人民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起义军的无比爱戴。
此诗第一章开头两句“我送舅氏，曰至渭阳”，在交待诗人和送别者的关系的同时，选择了一个极富美学意味和心理张力的场景：从秦都雍出发的诗人（秦康公）送舅氏重耳（晋文公）回国就国君之位，来到渭水之阳，即将分别。在这里有千言万语可说，但又无法尽说。单从送别路途之遥已可见舅甥情谊深厚，这深厚的情谊在临别的这一点上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泪眼凄迷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仅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缘故，更因为重耳归国即位正是多年所望，是件大喜事儿，于是临别之时“何以赠之，路车乘黄”。这一辆大车四匹黄马大有深意，这里有送舅氏快快回国之意，也有无限祝福寄寓其间，更深一层的是，这表明了秦晋两国政治上的亲密关系。陈奂在《诗毛氏传疏》中说：“康公作诗时，穆公尚在。《坊记》：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此赠车马，何也？……然则康公亦白穆公而行欤？”这段考证说明，车马之赠是康公之意也是穆公所许，它将赠送路车乘黄所隐含的政治外交意义揭示无遗。
第二章由惜别之情转向念母之思。康公之母秦姬生前曾盼望着她的弟弟重耳能够及早返回晋国，但这愿望却未能实现；今天当希望成为现实的时候，秦姬已经离开人世，所以诗人在送舅氏归国之时，不能不由舅氏而念及其母，由希望实现时的高兴而转为怀念母亲的哀思。“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两句既完成了章法上和情绪上的前后转换，更为这一首短诗增加了丰厚的蕴含。甥舅之情本源于母，而念母之思更加深了甥舅情感，孔颖达《毛诗正义》言：“‘悠悠我思’，念母也。因送舅氏而念母，为念母而作诗。”既有此思，在考虑“何以赠之”的时候，便自然地想到“琼瑰玉佩”这些纯洁温润的玉器，这不仅是赞美舅氏的道德人品，也有愿舅舅不要忘记母亲曾有的深情厚意，当然也不要忘记秦国对他重返晋国即君位所作的诸多努力的更深一层非言语能尽的含义。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但章法变换、情绪转移都有可圈点处。在形式上，两章结构相同，用韵有别，诗歌的整体气氛由高昂至抑郁均可找到形式上的依据，可能是妙手偶得，也可能是刻意为之。
此曲首句展现了作者亲历、亲见的旱情。“赤焰焰长空喷火”，这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每一个受灾人的切肤之感。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呼唤着何时能有降甘霖之时，以及盼望着"白茫茫平地生波"。正当灾民们满怀期待地凝望着天空，不断祈祷时，忽然天边出现了让人欣喜的“一番云雨”。然而，接下来的一切却只是“空几个雷霆过”，干打雷不下雨，人们白白欢喜一场，心情重又自云端跌至谷底。"焦煿煿煮海煎河" 这一描写，不仅展示了干旱更加严重的状况，也深刻反映了人们失望和痛苦的真实状态。这段文字传递出了灾难中人们的盼望、挫折以及心情的沉浮。
曲的最后两句写作者在饱尝旱灾之苦后的感慨与想象。通过引用司马相如的事例，作者生动地表达了哪怕是微小的细雨都难以缓解干旱之苦，不能将人们从严峻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写到这里，可以较为深刻地体会到，让作者忧虑和焦虑所困扰的，不仅仅是一场干旱灾害，更是那些贫穷百姓在社会环境中的困境。在这场天灾的描写与反思中，不仅有作者对民众疾苦的深切感受，还包含了他对国家和社会状况的忧虑和担心，可谓是真情流露。整个曲调情感真挚，表达直接，通过反复使用叠字形容词，增强了文字的生动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