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这是一首借景抒怀之作，写得别具一格。
诗人坐在窗前，欣赏着雪花飘入庭户，雪花把窗外的竿竿青竹变成了洁白的琼枝，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于是诗人想到此时如果登上高楼观赏野景，那野外一切崎岖（qíqū）难走的道路都将被大雪覆盖，展现在眼前的将是坦荡无边的洁白世界。
高楼四望，一片洁白，诗人希望白雪能掩盖住世上一切丑恶，让世界变得与雪一样洁白美好。结尾一句，道出了作者胸中的感慨与不平。
这首词，如果说上阕主要是抒情，那么下阕则主要是写景。具体说，都是写的红二十二师在南线作战胜利的情景。“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这是南方战线的蓝图，作为历史的回味。“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这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展望。毛泽东之词，之所以不走婉约一派，是因为他的词也仍然是用来言志的，且一直都是用来表述革命之大志，因此在这里虽仅尝一脔，亦足以知一镬之味。这里会昌城外的“高峰”，直接东溟的“颠连”山势，战士喜指的“南粤”，所有“郁郁葱葱”之处，都莫不是上阕“青山”亦即毛泽东整个游击战略的写照，亦莫不是他开创新局面的“风景”的具体化。在毛泽东胸中，它是整个中国战场，岂止是“南方战线”而已。“战士指看南粤”，具体的我们可以读作这就是毛泽东已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突围之地。其实作为意象的载体，它比字面上的意义要大得多，它是具有战略性的、路线性的，而决不只是地域性的。下阕的“指看”与上阕的“好”遥相呼应。如果“好”作为一种战略的肯定，那么“战士指看”的欣喜之情，则表达了下层指战员们的由衷拥护。事实上，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没有战士的同心同德，要想取得解放全中国这么巨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写罢这首词之后，很快就离开了会昌。他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去。就在他登上会昌山那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已做了重要决定，发布了《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派遣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这预示着，空前绝后、举世瞩目的长征就要开始了。
文杏馆是辋川园林中的重要建筑，馆在山之最高处。
诗的首二句写题面。“文杏裁为梁”，从司马相如《长门赋》“饰文杏以为梁”化来。文杏是极其名贵的杏树品种，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当初修建上林苑时，群臣和外地纷纷贡献名果异卉，其中杏树珍品两种，即文杏和蓬莱杏。以后文杏在关中一带逐渐普及。文杏馆的得名，大抵因馆前植有文杏;而诗中却说“文杏裁为梁”，这就如同《楚辞·九歌》中的“桂棹兮兰枻”，意在夸饰馆的高雅。“香茅结为宇”，意谓用香茅结屋檐。香茅是一种有香味的茅草，又名茅菁或琼茅，生长于湖南和江淮之间。文杏馆的茅草也大有讲究，有香味，自非普通的低矮茅舍可比。立馆而不求华丽，茅庐而以馆名，这就使“文杏馆既区别于权贵势要们的亭榭馆阁，也区别于老杜浣花溪畔的经不起八月秋风的茅屋，它是高人王右丞啸傲流连之所，体现了主人的性格特征。
三、四句写其地之高。“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栋里有云，这是山居习见景象。而云自栋间出而降雨，人犹不知，则所居在山之绝顶可知。登过华山、泰山这样高山的人都可能有身出云表的体验：头顶是红日，脚下是云海，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此时尘虑顿消，心境格外舒坦。当诗人置身文杏馆，注视着奄冉四泻的流云，并遥想它“去作人间雨”的情景，他的心境将不再“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而很可能变得平静而闲适。称山下为“人间”，诗人俨然以世外人自命。这样刻画文杏馆处境之高，迥出常情之外，动人遐想。
这是一首描写隐逸高趣的诗。诗以“寻西山隐者不遇”为题，到山中专程去寻访隐者，当然是出于对这位隐者的友情或景仰了，而竟然“不遇”，按照常理，这一定会使访者产生无限失望、惆怅之情。但却出人意料之外，这首诗虽写“不遇”，却偏偏把隐者的生活和性格表现得历历在目；却又借题“不遇”，而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幽情雅趣和旷达的胸怀，似乎比相遇了更有收获，更为心满意足。正是由于这一立意的新颖，而使这首诗变得有很强的新鲜感。
诗是从所要寻访的这位隐者的栖身之所写起的。开首两句写隐者独居于深山绝顶之上的“一茅茨”之中，离山下有“三十里”之遥。这两句似在叙事，但实际上意在写这位隐者的远离尘嚣之心，兼写寻访者的不惮艰劳、殷勤远访之意。“直上”二字，与首句“绝顶”相照应，点出了山势的陡峭高峻，也暗示出寻访者攀登之劳。三、四两句，写到门不遇，叩关无僮仆应承，窥室只见几案，杳无人踪。紧接着下两句是写寻访者停在户前的踟蹰想象之词：主人既然不在，到哪儿去了呢？若不是乘着柴车出游，必是临渊垂钓去了吧？乘柴车出游，到水边垂钓，正是一般隐逸之士闲适雅趣的生活。这里不是正面去写，而是借寻访者的推断写出，比直接对隐者的生活做铺排描写反觉灵活有致。“差池不相见，黾勉空仰止”，远路相寻，差池不见，空负了一片景仰之情，失望之心不能没有。但诗写至此，却突然宕了开去，“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由访人而变成问景，由失望而变得满足，由景仰隐者，而变得自己来领略隐者的情趣和生活，谁也不能说作者这次跋涉是入宝山而空返。“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结句暗用了著名的晋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故事出于《世说新语·任诞篇》，记王子猷居山阴，逢雪夜，忽忆起隐居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便立时登舟往访，经夜始至，及至门口又即便返回，人问其故，王子猷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诗人采用了这一典故，来自抒旷怀。访友而意不在友，在于满足自己的佳趣雅兴。读诗至此，读者似乎遇到了一位绝不亚于隐者的高士。诗人访隐居友人，期遇而未遇；读者由诗人的未遇中，却不期遇而遇──遇到了一位胸怀旷达，习静喜幽，任性所之的高雅之士。而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