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句谓字宙广大悠久、无穷无尽。作看如此下笔，表明“我”要以审视千古的哲人眼光来述说人生。次句谓侧身人世，苦痛便与生俱生，等于走错了路。中国古人习惯，以“右”为正、为尊，以“左”为错、为卑。用《红楼梦评论》中的话说，“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乃是“一时之误谬”。这就为“人”侧身人世定下了悲观基调。“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人，侧身人世便是苦痛，要怎么才能活下去。“我”说：“我”所占有的空间，仅如容身的小船，因而只好允许自己忍苦求生，逆来顺受。由小“我”而推论大我：芸芸众生，挤挤嚷嚷，周折回旋，只是为了存活，那很可哀。
下片接着写道“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人类重复地繁衍后代，“我”得到了短促的生命。言外之意，“我”在苦痛折磨中，也日渐走向死亡。由此观察人世，人生如逝水，流向东海不复，岂不可哀。怎么打发这可哀的人生呢，作者以形象答复读者：“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乾坤大”一句与上片起句“厚地高天”相照应，又表明作者以宇宙之广大、悠久来与“我”并提，显得“我”之卑微与速朽。“乾坤大”为叶韵句，但应与下两句连读，不应句断。“乾坤大”充满叹息意味，叹“我”乃“须臾”之物，又领起下两句。
这首词，上片下片的前两句，皆以诗化的思辨语言陈述，后两句或三句，则描绘形象，有直观性。这样写，好处在于仅用四十一个字，便可按照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说明如此人生；缺点在于形象化不足，直观性不强。
皎上人，僧人名皎，生平未详。从诗中均内容看，二人以前交往并不多。诗题为“即事”，是就自已在涧南园的生活情景加以描述。诗首二句为全诗描述的概括。正因在“郭外”，才有“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的开阔幽静；正因“素业唯田园”，才有“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的田园乐趣。这些都写得极自然，没有其他诗写幽居时流露出的孤寂情调。结尾点出书赠皎上人，表达自己淡泊的心志。
此诗为孟浩然在故里所作，诗中描写了作者居住地的开阔幽静，表现出田园生活的乐趣，表达了作者淡泊的心志。全诗写得极为自然，没有其他诗写幽居时流露出的孤寂情调。
此组诗当为刘禹锡后期之作，且非创于一时一地。据诗中所涉黄河、洛水、汴水、清淮、鹦鹉洲、濯锦江等，或为辗转于夔州、和州、洛阳等地之作，后编为一组。与《竹枝词》相比，此组诗中民歌情味减少，文人气息增多。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目睹的南山烧畲的情况，并记录了邻舍老翁关于楚、越烧畲种田的介绍。从这些描写中，表现了农民劳动的辛勤，和农民的善良及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从这些描写中，更表现出官府剥削的严重，和官税的害人。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对官府的怨恨也在这些描写之中表现出来。
这首诗由三部分组成。前八句是作者谈自己看到的南山烧畲的情况。这部分写得有声有色，烧畲的过程安待得清清楚楚。作者先写自己“起来”看见南山山火烧山田，再写山火似灭而复燃，并连成一片，又参差不齐地向山崖烧去，渐渐地烧向青色的石壁。最后写近处的山火随着一阵回风过后熄灭了，而远处的山火又卷起了赤色的火焰，并把茅崖照得通红。这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
从第九句到第三十句是这首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通过邻舍老翁的口介绍了楚、越烧奢种田的情况。这位老翁还没等发言，就“倚插泪淆然”，可见在这位老翁的心里有着深深的痛苦，这就为最后揭露官府的重税奠定了伏笔。接下去，诗文没有谈这位老翁如何痛苦，也没有直接交待这位老翁“欲潸然”的原因，而是大写特写农民烧奋种田的盛况。这些农民在“新年春雨晴”的时侯举行酬神赛会，求神问卜，得到了宜于种田的吉卦。他们在桑树枣树之下商量种田事宜，又放火烧山，挥镰割草，种得“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他们养猪养鸡，辛勤劳动，他们迎来了一年的丰收。如果诗文到此为止，如果这首诗没有老翁“欲潜然”的描写，人们会把这首诗与一般描写“农家乐”的诗混为一谈。
这首诗的可贵之处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仅两句诗：“谁知苍翠容，尽作官泉税。”原来，农民们为之贼出辛勤劳动并寄以莫大希望的“苍翠容”，竟然全部被统治阶级以“官家税”的形式抢走了，农民从一年的丰收中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就是这位老翁“欲潜然”的原因，也是诗人作诗的真正意图。诗人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大写特写农民的辛勤是为了揭露唐代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乡大写特写农民的希望是为了指出是官府的重锐使农民的希望破灭。
如上所述，这首诗结构新颖，诗文波澜起伏，情节曲折多变化。诗人先写自己所见，再写自己所闻，所见与所闻互相补充，最后两句篇末点题，说出诗人作诗的真正用意。其次，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描写与叙述紧密结合。这首诗较多的是叙述性语言，这些叙述性的语言清楚地交待了烧舍种田的过程，使全诗层次分明，内容充实。这些叙述性的语言是全诗的骨干。这首诗也有不少描写，这些描写使这首诗形象生动。“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篱笆上，堂屋前，苗茁壮，花鲜艳，猪归栏，鸡啄米，写得火火有生气，这是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中间寄托着农民的希望，也写出了农民对生活的热爱。“风驱槲叶烟，槲树连平山”，“迸星拂霞外，飞烬落阶前”，写出了满山槲树叶，遍地烧山烟，火星飞天外，灰烬落阶前的情景。这里既突出了烧畲种田的壮观景象，又突出了景物多变化的持点。再其次，这首诗的语言灵活多变化，骄散并用。诗中有不少句子对仗工整，流杨优美，“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迸星飞霞外，飞烬落阶前”等句子就是这样，而这些诗句又与散文化的诗句配合使用，“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邻翁能楚言，倚擂欲潜然”，“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这些都是通俗的口语，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这首诗在押韵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多次变换韵脚，使全诗显得形式灵活多交化，避免了呆板的缺点。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