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共有樽中好，言寻谷口来。”首联是介绍过郑斋的缘起。诗人说：我和郑七都有饮酒的爱好，所以来找他。隐居与饮酒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它是隐士们高雅、旷达情怀的表现。可见，诗中的言外之意，是说郑七有隐者的高洁胸怀，诗人对他十分倾慕，引为同调，因此才去拜访他。“言寻谷口来”一句，用典故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用典十分贴切，一个“寻”字，也透露了山斋的幽深。两句诗看似平常，却有深刻的义蕴，不仅曲折地交待了郑七的身份和思想情操，也婉转地点出了过山斋的原因和二人深厚的友情。接着诗人以极大的兴趣，用工细的笔墨，在中间两联描绘山斋内外的景色，展现出一幅优美的山居夏图。

　　“薜萝山径入，荷芰水亭开。”上一句说，在通往郑七山斋的曲折的山路上，长满了茂盛的薜荔和女萝，隐隐传达出山斋的幽深和清静。接着是进入山斋后的景象：在水亭周围的水池中，一望无际的荷、菱开放出纯洁清丽的花朵，在微风中散发着清香。“山径”是崎岖的，而水池却是开阔的，从狭窄山路中穿行而至来到山斋后，诗人顿觉豁然开朗，诗中“入”字和“开”字，不仅实指了诗人的行动，也透露出心情的变化。接着，在“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一联中，诗人又把笔触从平面的描写转向立体的空间：在那荷、菱盛开的水池上，雨后初晴，空中铺下明朗的阳光，照在残留的雨水上，蒸气冉冉升腾；到傍晚，天气渐渐转阴了，天边又传来隐隐的雷声。其中“日”、“雨”、“阴”几个字，暗示着天气变化很快。诗人来之前，刚下过雨（“含残雨”），而到达时天气才放晴，傍晚又转阴，并且传来隆隆的雷声，又要下雨了。这正是深山中特有的天气，诗人用天气变化之快，烘托山斋的既幽且深，既是实写，也有助于诗歌意境的表现。同时在“日”、“晚”二字中，也包含着时间的推移，暗示了诗人在山斋中逗留的时间。通过这一联的描写，充分渲染了山斋的幽静景色，地上风物和空中景象融为一体，在静谧中包含变化，在幽深中充满生机。诗人形象的描写，使山斋风光充满着感人的魅力，令人心驰神往。中间两联，似乎全是写景。其实，主人的酒盛情款待，席间杯觥交错的欢乐气氛，全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中。

　　“洛阳钟鼓至，车马系迟回”，与天边隆隆的雷声相应和，洛阳城里报暮的钟、鼓之声也清晰地传来，诗人该回程了，但车马仍然拴着，迟迟没有起程。诗到这里戛然而止，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余韵，在迟迟未回中，既包含着诗人对山斋风光的倾心爱慕、流连忘返，同时也表现出主人的深情厚谊。在这悠远的余韵中，诗歌产生了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这首《夏日过郑七山斋》，是杜审言五律中的成功之作。不仅在文字、结构、意境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在诗歌的声律上，对仗工稳，音韵协调，整体匀称，也表现出纯熟的技巧。

　　此词作于词人贬监处州酒税时。

　　此词名扬于时。苏轼有题跋云：“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从迁客游……诵少游事甚详，为予道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黄庭坚跋此词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全词题为“梦中作”，系写梦境，先写出中漫游，再写飞云空中变幻和醉卧出藤阴下。整首词出语奇警，意境幽绝。

　　起首二句，写春路、春雨、春花、春山、春色，环环相扣，宛转相生。春路上下了一场春雨，给人以浥尽轻尘的快感；春雨过后，春花盛开，给人以无比绚烂的印象；而春花一动，整个山间又出现一片明媚的春光，遂使人目迷五色，如入仙境。作者仅用寥寥十一字就写出了一个带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奇特境界，为全词定下了基调。三、四两句，紧承前意。“行到”一句，与首句“春路”相应，点明方才的一切乃词人的梦魂春路上行走所见，而这条春路，傍临小溪，曲径通幽，越走越深，境界越是奇丽。“有黄鹂千百”，则把这种奇丽的景象充分地渲染出来。“小溪深处”，应是一个静谧的所在，黄鹂或许正树上栖息。词人的突然来到，打破了一片岑寂，无数黄鹂立刻喧腾起来。上有黄鹂飞鸣，下有溪水潺湲，再加上满山鲜花烘托，境界何其优美。

　　过片二句，镜头移向天空，只见飞云变幻着各种形态，竟象龙蛇一样，碧空中飞舞。“夭矫”二字，写出龙蛇盘曲而又伸展的动态，极富于形象性。“空碧”即碧空，因押韵而句法倒装。碧空万里，龙蛇飞舞，这个景象煞是壮观。它象征着词人梦境中获得了一刹那的精神解放。对作者用语和造境之奇特，清人陆云龙评曰“奇峭”（《词菁》卷二），陈廷焯评曰“笔势飞舞”（《词则。别调集》）。所谓“奇峭”者，当是指景象奇伟，格调峻峭，非一般绮靡之作可比，也与少游其他作品不同。所谓“笔势飞舞”，是形容词笔纵横捭阖，笔端带有感情，落纸如龙蛇飞动，奔逸超迈，运转自如。

　　“醉卧”二句，由动至静，静的状态中，创造了一种无我之境，反映出词人消极出世的思想。古藤浓阴的覆盖下，词人酣然入睡，置一切于不顾，似乎很超脱，达到了无我之境，实际上这是对黑暗现实一种消极的反抗，亦即明人沈际飞所云“白眼看世之态”（《草堂诗余续集》卷上）。此处写得静谧幽绝，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妙。《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冷斋夜话》云：“秦少游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据此，此词当为秦观于绍圣二年春所作，离去世有五年之久。因结语有“醉卧古藤阴下”之句，后人遂以为其死于藤州之谶，实属一种迷信说法。

　　全词所写，皆淡语、景语、致语、丽语、奇语，景致奇丽，意境深微，借优丽的梦境，隐托痛绝的情怀，确乎“如鬼如仙”，“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充满浪漫、奇诡的色彩。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此诗先写作者与李白的深厚交情，再叙与李白一同寻访范十隐居，后写在范居处即席朗诵屈原的《橘颂》，席上三个人因此在各自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表达了朋友之间心神相连的感情。全诗有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有心志共鸣的融洽，有生命志向茫茫无归的惆怅，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

　　全诗可分三部分。

　　开头六句为第一部分，叙写作者对待李白的交情。两人共被同行，亲如弟兄。“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可见作者是应约来此欢聚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见来此已是秋天，更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间六句为第二段，叙述两人同寻范十隐居。“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两句，叙途中之事。“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两句，写造访范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两句，写他们留连至晚。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吟《橘颂》，对隐居而思物外之游。

　　虽然诗中有对李白的赞叹，但更多的是描出了友情的几幅简约入微的素描。“秋共被”“日同行”“寻北郭”“入门高兴发”“屯云对古城”“悠悠沧海情”，夜晚，白天，出城，入归，望天，问海，这种感情里，兄弟之情，心神相连，生生都是不会轻易断绝的。

　　刘辰翁以为“入门高兴发，侍立小重清”两句不可解，金陵生撰文认为此即曹洞宗所谓“不犯正位”，言小童清，则主人之清雅脱俗固不难想见。“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两句，朱彝尊谓“‘谁’字疑当作‘惟’字谓得”。金陵生据诗意认为当以“谁”为长。此联是正反两面言之，上句谓范十隐居自是为全其志节，如《橘颂》所咏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者；下句反诘，谁欲贪恋故乡风物之美呢？若作“惟”则与结联“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表意重复。

　　这首诗写寻范居士仅数句，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确乎难能可贵。若论叙事的真实、细节的生动、形象的传神、语言的幽默，却不及李白同时的作品《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词人借一位流亡江南女子怀念流落远方良人的口吻，描写了国破家亡的痛苦。

　　上阕写女主人公自京城汴梁被金人所破后对离散了的亲人的思念。“直自凤凰城破后”中的一个“直”字点明了自城破至今思念一直不断，而这种思念又不同于一般的离别，还包含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的惊恐与担忧。“擘钗”与“破镜”是离乱的象征，标志着一个家庭在战乱中的毁灭，意味着恩爱夫妻被生生拆散，而“分飞”则进一步点明在仓皇中各奔东西彼此离散。“天涯海角信音稀”承“分飞”而来，进一步描写了亲人的分离。“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写出女主人公怀念良人的思绪的纷乱，“辽海”与“玉关”本相距万里，一在东北，一在西北，这里是泛指，表明女主人公不知良人流落何方，因而梦魂也无定向。

　　下阕写女主人公翘盼良人归来而始终未归，这仍然是朝暮思念的继续，而盼归不归则更增加了女主人公内心的焦虑不安和痛苦失望。“月解重圆星解聚”对下句“如何不见人归”是一个反衬，“解”字用得十分妥帖，“月”与“星”本是自在之物，无所谓知道与否，但词人把月缺月圆、星散星聚的规律看作它们知道再圆再聚，这既有客观的依据和现实的合理性，又寄托了词人的主观意识，使之更好地对下句进行衬托。“今春还听杜鹃啼”中的“还”字饶有意味，它暗示往年此时正阖家团聚，而今只有自己一人独听子规啼血，哀不待言。“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这两句结尾尤耐人寻味，在内容上反衬出词人的失望乃至绝望的哀痛心境，在艺术上则呼应上阙的“天涯海角”和“辽海北”、“玉关西”。上下贯通一气，结构显得圆润统一。

　　全词笔调婉转，格调哀伤，词情凄苦，在动乱社会所造成的离乱之苦中，重点描绘了一个家庭的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深重苦难，它无异于一曲催人泣下的乱世悲歌，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这篇散文可分为五大段。第一、二两段写古人立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宜黄县立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宜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宜黄县县学的建立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文章第一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文章开篇不提宜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一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立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立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