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里通过汝河边上一位贫家女子的悲怆控诉，描叙了一个由于征集乡乒，致使贫民家破人亡的典型事例，反映宋仁宗时期人民在兵役中所遭受的苦难。和另一首《田家语》是作于同一年的姊妹篇。

　　起笔两句入题：“汝坟贫家女，行哭声凄怆。”这个诗题《汝坟贫女》定得很有意义，《诗经·周南》中，就有一篇《汝坟》诗，“汝坟”，指汝河堤岸边上。那首诗，用一位妇女的口气描写乱世，说丈夫虽然供役在外，但父母离得很近，仍然有个依靠。这一篇取《汝坟》旧题，也用一位女子的口吻来描叙，但这位妇女的遭遇却更加悲惨。作者从她走着哭着的凄怆声音，引入下文悲酸的诉说。诗从第三句“自言有老父”到末句“生死将奈向”，全是贫女控诉的话语。这段话可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由“自言有老父”，至“幸愿相依傍”八句，诉说老父被迫应征的情况。前四句诉说家中孤苦，没有丁壮，老父年迈无依。郡吏征集弓手，强迫老父应征，县官虽知实情，却不敢违抗。后四句诉说老父被督遣上路，符令紧迫，不许稽留，老人只得拄着拐杖应役。在老父上路之时，贫女殷殷地嘱托同行的乡邻，恳求他们照顾年迈的父亲。按照当时诏书“三丁籍一”的规定，这家本不在征集之内，但是官吏们取媚上司，多方搜集丁口，以致超过兵役年龄的老人，也被搜索入役。《田家语》诗中所写的“搜素稚与艾，唯存跛无目”，与这里所说的情况相同。

　　第二小段由“适闻闾里归”至“僵死壤河上”四句，诉说老父出征之后，隔了一段时日，闾里有人从戍所回来。贫女前来问讯，怀疑她父亲还在勉强撑持，但回答的是她父亲已在寒雨中僵冻而死，露尸在壤河边上。

　　第三小段由“弱质无以托”至结尾句“生死将奈向”六句，叙说老父死后，贫女弱质，孤苦无依，老父的尸体运到村里，也无力安葬。只好捶胸痛哭，呼天抢地，悲痛自己是个女儿，不如男子，虽然活在世上，却没有什么用，就连自己是生是死，也不知如何了结。

　　全诗语言质朴，字字悲辛，纯用自诉口气，真挚感人。诗里写的，仅仅是在兵役中被折磨而死的一个实例，但这个事例，是成千成百事例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性。它道出了当年兵役过滥，使人民遭受苦难的悲惨实况。诗的小序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可见当时无辜的人民，未遭外患，先受内殃，所造成的社会悲剧是十分惨痛的。

　　这首词抒写了羁旅乡思之情，这首词的主要特点在于能以沉郁雄健之笔力抒写低回宛转的愁思，声情并茂，意境宏深，与一般婉约派的词风确乎有所不同。清人谭献誉之为“大笔振迅”之作（《谭评词辨》），实属确有见地的公允评价。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直接使用这首词的起首两句，衍为曲子，竟成千古绝唱。

　　上片描写秋景：湛湛蓝天，嵌缀朵朵湛青的碧云；茫茫大地，铺满片片枯萎的黄叶。无边的秋色绵延伸展，融汇进流动不已的江水；浩渺波光的江面，笼罩着寒意凄清的烟雾，一片空濛，一派青翠。山峰，映照着落日的余辉；天宇，连接着大江的流水。无情的芳草啊，无边无际，绵延伸展，直到那连落日余辉都照射不到的遥遥无际的远方。

　　这幅巨景，物象典型，境界宏大，空灵气象，画笔难描，因而不同凡响。更妙在内蕴个性，中藏巧用。“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眼前的秋景触发心中的忧思，于是“物皆动我之情怀”；同时，心中的忧思情化眼前的秋景，于是，“物皆著我之色彩”。如此内外交感，始能物我相谐。秋景之凄清衰飒，与忧思的寥落悲怆完全合拍；秋景之寥廓苍茫，则与忧思的怅惆无际若合符节；而秋景之绵延不绝，又与忧思之悠悠无穷息息相通。所以“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宋邵雍《诗画吟》)。这里，明明从天、地、江、山层层铺写，暗暗为思乡怀旧步步垫底，直到把“芳草无情”推向极顶高峰，形成情感聚焦之点。芳草怀远，兴寄离愁，本已司空见惯，但本词凭词人内在的“丹诚”，借“无情”衬出有情，“化景物为情思”，因而“别有一番滋味”。

　　整个上片所写的阔远秾丽、毫无衰飒情味的秋景，在文人的笔下是少见的，在以悲秋伤春为常调的词中，更属罕见。而悠悠乡思离情，也从芳草天涯的景物描写中暗暗透出，写来毫不着迹。这种由景及情的自然过渡手法也很高妙。

　　过片紧承芳草天涯，直接点出“乡魂”“旅思”。“乡魂”与“旅思”意思相近。两句是说自己思乡的情怀黯然凄怆，羁旅的愁绪重叠相续。上下互文对举，带有强调的意味，而主人公羁泊异乡时间之久与乡思离愁之深自见。

　　下片三、四两句，表面上看去，好像是说乡思旅愁也有消除的时候，实际上是说它们无时无刻不横梗心头。如此写来，使词的造语奇特，表情达意更为深切婉曲。“明月”句写夜间因思旅愁而不能入睡，尽管月光皎洁，高楼上夜景很美，也不能去观赏，因为独自一人倚栏眺望，更会增添怅惘之情。

　　结拍两句，写因为夜不能寐，故借酒浇愁，但酒一入愁肠，却都化作了相思之泪，欲遣相思反而更增相思之苦了。这两句，抒情深刻，造语生新而又自然。写到这里，郁积的乡思旅愁外达到最高潮，词至此黯然而止。

　　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这本是词中常见的结构和情景结合的方式，其特殊性在于丽景与柔情的统一，更准确地说，是阔远之境、秾丽之景、深挚之情的统一。写乡思离愁的词，往往借萧瑟的秋景来表达，这首词所描绘的景色却阔远而秾丽。它一方面显示了词人胸襟的广阔和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反过来衬托了离情的可伤，另一方面又使下片所抒之情显得柔而有骨，深挚而不流于颓靡。整体说来，这首词的用语与手法虽与一般的词类似，意境情调却近于传统的诗。这说明，抒写离愁别恨的小词是可以写得境界阔远，不局限于闺阁庭院。

　　这首诗描绘了愚池雨后的晨景。它通过对“宿云”、“晓日”、“高树”和“清池”等景物的描写，展示了一幅雨霁云销的明丽图景。

　　诗人紧扣题目中的“雨后晓行”先概写愚池周围环境。首句“宿云散洲渚”把时间推到昨夜，点明夜里一场雨后，天空中的最后几片残云，从水中的沙洲上飘散而去。这时，早晨的太阳渐渐升起，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远近村落，使之呈现出一片光明。

　　起首两句，从形象地描写雨后愚池的景物入手，来点明“雨后晓行”。夜雨初晴，隔宿的缕缕残云，从洲渚上飘散开去；初升的阳光，照射进了附近村落。这景色，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使人开朗，舒畅。三、四句进一步写愚池景物，构思比较奇特，是历来被传诵的名句。“高树临清池”，不说池旁有高树，而说高树下临愚池，是突出高树，这与下句“风惊夜来雨”有密切联系，因为“风惊夜来雨”是从高树而来。这“风惊夜来雨”句中的“惊”字，后人赞其用得好，宋人吴可就认为“‘惊’字甚奇”（《藏海诗话》）。夜雨乍晴，沾满在树叶上的雨点，经风一吹，仿佛因受惊而洒落，奇妙生动，真是把小雨点也写活了。这里也隐喻诗人自身所处的环境，虽然被贬，但仍怀抱着昨日风雨终会逝去，明日骄阳必定升起的信念。末二句，诗人把自己也融化入景，成为景中的人物。佳景当前，正好遇上诗人今天心情舒畅，独步无倡，景物与我，彼此投合，有如宾主相得。这里用的虽是一般的叙述句，却是诗人主观感情的流露，更加烘托出景色的幽雅宜人。有了它，使前面四句诗的景物描写更增加了活力。这两句中，诗人用一个“适”字，又用一个“偶”字，富有深意。它说明诗人也并非总是那么闲适和舒畅的。

　　读这首诗时，就宛如欣赏一幅池旁山村高树、雨后云散日出的图画，画面开阔，色彩明朗和谐，而且既有静景，也有动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从而读出诗人心中那份乌云终会散去，光明终将来临的坚定的信念，诗中所抒发的情，与诗人所描写的景和谐而统一，在艺术处理上是成功的。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