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第一句写云：黑云像打翻了的墨汁，还未来得及把山遮住。中把乌云比作“翻墨”，形象逼真。第二句写雨：白亮亮的雨点落在乱面溅起无数水花，乱纷纷地跳进船舱。用“跳珠”形容雨点，有声有色。一个“未”字，突出了天气变化之快；一个“跳”字，一个“乱”字，写出了暴雨之大，雨点之急。第三句写风：猛然间，狂风席卷大地，吹得乱面上刹时雨散云飞。“忽”字用得十分轻巧，却突出天色变化之快，显示了风的巨大威力。最后一句写天和水：雨过天晴，风平浪息，诗人舍船登楼，凭栏而望，只见乱面上天入水，水映天，水色和天光一样的明净，一色的蔚蓝。风呢？云呢？统统不知哪儿去了，方才的一切好像全都不曾发生似的。
诗人苏轼先在船中，后在楼头，迅速捕捉住乱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雨泻、风卷、天晴，写得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令人读来油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也在乱心经历了一场突然来去的阵雨，又来到望乱楼头观赏那水天一色的美丽风光。诗用“翻墨”写出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的特点，说明是骤雨而不是久雨。“未遮山”是骤雨才有的景象；“卷地风”说明雨过得快的原因，都是如实描写，却分插在第一、第三句中，彼此呼应，烘托得好。最后用“水如天”写一场骤雨的结束，又有悠然不尽的情致。句中又用“白雨”和“黑云”映衬，用“水如天”和“卷地风”对照，用“乱入船“与“未遮山”比较，都显出作者构思时的用心。
此诗描绘了望乱楼的美丽雨景。好的诗人善于捕捉自己的灵感，此诗的灵感可谓突现于一个“醉”字上。醉于酒，更醉于山水之美，进而激情澎湃，才赋成即景佳作。才思敏捷的诗人用诗句捕捉到西子乱这一番别具风味的“即兴表演”，绘成一幅“西乱骤雨图”。乌云骤聚，大雨突降，顷刻又雨过天晴，水天一色。又是山，又是水，又是船，这就突出了泛舟西乱的特点。其次，作者用“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给人以很强的质感。再次，用“翻墨”写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点飞溅的情态，以动词前移的句式使比喻运用得灵活生动却不露痕迹。而“卷地风来忽吹散，望乱楼下水如天”两句又把天气由骤雨到晴朗前转变之快描绘得令人心清气爽，眼前陡然一亮，境界大开。
第二首诗是写乘船在乱中巡游的情景。北宋时，杭州西乱由政府规定作为放生池。王注引张栻的话说：“天禧四年（指1020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奏：以西乱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这是相当于现代的禁捕禁猎区；所不同的，只是从前有人卖鱼放生，还要弄个“祈福”的名堂罢了。西乱既是禁捕区，所以也是禁植区，私人不得占用乱地种植。诗的开头，就写出这个事实。那些被人放生、自由成长的鱼鳖之类，不但没有受到人的威胁，反而受到人的施与，游乱的人常常会把食饵投放水里，引那些小家伙围拢来吃。便是不去管它们，它们凭着条件反射，也会向人追赶过来。至于满乱的荷花，也没有谁去种植，自己凭着自然力量生长，东边一丛，西边一簇，自开自落，反而显示出一派野趣。
然而此诗的趣味却在后面两句。“水枕能令山俯仰”——山本来是不能俯仰的，杜甫有“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句子，杜牧也有“古训屹如山”（《池州送孟迟》）的说法，苏轼却偏要说“山俯仰”。诗人认为，山是能俯仰的，理由就在“水枕”。所谓“水枕”，就是枕席放在水面上。准确地说，是放在船上。船一颠摆，躺在船上的人就看到山的一俯一仰。这本来并不出奇，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问题在于诗人把“神通”交给了“水枕”，如同这个“水枕”能有绝大的神力，足以把整座山颠来倒去。这样的构思，就显出了一种妙趣来。
“风船解与月裴回”——同样是写出一种在船上泛游的情趣。乱上刮起了风，小船随风飘荡。这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人们坐在院子里抬头看月亮，月亮在云朵里慢慢移动，就像在天空里徘徊。因此李白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下独酌》）这也不算新奇。不同的地方是，苏轼把船的游荡和月的徘徊轻轻牵拢，拉到一块来，那就生出了新意。船在徘徊，月也在徘徊，但诗人不知是月亮引起船的徘徊，还是船儿逗得月亮也欣然徘徊起来。诗人想，如果是风的力量使船在水上徘徊，那又是什么力量让月亮在天上徘徊呢？还有，这两种徘徊，到底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他把“船”和“月”两种“徘徊”联系起来，就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包含了一些哲理，他要定下神来，好好想一想。所以说，诗句写得饶有情趣。
第四首诗首句中的“游女”当是采莲女。因为从这一组五首诗看，苏轼应该始终都在望乱楼上，所以木兰桡上的该是“游女”。旁人不可能跳到水里给她们献花。倒是她们近水楼台，可以采了荷花献给别人。所以这第一句是写“游女”们献花给游客。水里采花的“游女”，应该就是采莲女了。天上下雨了，采莲女在乱中，首饰未免被打湿了。“无限芳洲生杜若”，屈原在《湘夫人》里有写过“搴汀洲兮杜若”，杜若代指各种香草。而“香草美人”是楚辞中最重要的意象，倒推可知，楚辞招在这里就是代指“香草”。“吴儿不识楚辞招”，是感慨采莲女不认识《楚辞》中的各种香草。杜甫《归梦》诗中有“梦归归未得，不用楚辞招”之句，“不用楚辞招”切合“有家难回”之意，与这里的“楚辞招”的意思完全不同。
这首词抒写春恨。上片着力描写留春无计的遗憾，下片写寻春而觅得的欣慰之情。
“春辞我，向何处？”这二句起首便设问，这一方面为下面的感叹找到一个适当的喷射口，另一方面又为下片寻觅春的归路设下伏笔。
“怪草草、夜来风雨”与“春辞我”相呼应，词人说：春啊！你为什么要辞我而去呢？你为何去得又是那样草草匆忙呢？既不打招呼，又毫无留恋，便这样匆匆走了。“夜来风雨”似乎是在回答一二句的诘问，实际上只是点明了春归的缘由和去向：春啊！你是被夜来的横雨狂风挟持而去了吧！这横风狂雨既指自然界的“夜来风雨”，也可指政治的雷雨风暴。词人在仕途中并不得意，他曾有过几度宦海浮沉颠沛的经历，因而不管是实写还是虚写，这“夜来风雨”送春归的意象，总包含着诗人自己命运的影子，是宦海中的风风雨雨，草草地送走了诗人的青春年华。这表达了词人对“春去也，太匆匆”的留恋、怨怼与惋惜之情。
“一簪华发”几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情，正由于青春草草而逝才落得今朝“一簪华发”。这“一簪华发”不仅意味着年龄的衰老，青丝成雪，而且还包含着饱经沧桑、遍尝忧患的内涵。由此，下句的“少欢饶恨”则是自然而然的了。春光是留不住的，从而青春也是难以挽回的。这含蓄曲折地表达了词人对青春易逝的憾恨。
下片，词人的情绪心态却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春回常恨寻无路”是情绪上的过渡，对上片抒写的情景是一个形象的总括，而“常”“路”二字却为下文的词句进行了铺垫：“常恨”意味着往昔，而今将有一种新的心境产生，往昔的“无路”即暗示着今朝的有路，这样词作便极为自然地过渡到下句。
“试向我、小园徐步，”这里“试”与“无路”紧密相连，正因为“无路”而企求“有路”，才“试”着前去探索。“试向我”中的“我”字，强调了只有在“我”自己惨淡经营的园地里才有永恒的春色，这正是一种象征性的暗示。
“一栏红药，倚风含露”紧承上句，十分形象传神地显现了词人的小园中，春光永驻的景象。一栏鲜艳娇嫩的芍药花倚风而立，含露而开，仪态万方，艳丽异常。这里“倚风”，写出了芍药绰约飘洒的风姿，“含露”画出了它鲜润欲滴的妩媚。那临风摇曳含露而开的芍药花，不正是春天的极富情趣的象征吗？不也正是词人理想、希望、事业、追求的写照吗？不也正是一个纯洁无瑕的美的缩影吗？
“春自未曾归去”紧承前两句，词人以芍药花作为不凋的春光的标志，由“倚风含露”的“一栏红药”联想到“春自未曾归去”便显得十分自然，毫无矫饰之处了。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刘逸生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是张说在校书郎任内出使西川时写的，虽只寥寥二十字，却颇能看出他写诗的技巧和才华。
一个接受任务到远地办事的人，总是怀着对亲人的眷恋，一到目的地，就掐指盘算着回归的日期，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但张说能把这种幽隐的心情“发而为诗”，而且压缩在两句话里，却不简单。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客心”是旅外游子之心，“争日月”，象同时间进行一场争夺战。这“争”字实在写得好，把处在这种地位的游子的心情充分表露出来了。“来往预期程”，是申说自己所以“争日月”的缘故。公府的事都有个时间规定，那就要事先进行准备，作出计划，所以说是“预”。十个字把诗人当时面临的客观情况，心里的筹划、掂量，都写进去了，简炼明白，手法很高明。
这十个字又是下文的伏笔。本来使蜀的日程安排是十分紧凑的，然而诗人回归之心更急切，他要力争按时回洛阳。他是洛阳人，在洛阳有家，预期回归，与家人团聚。
下文忽然来个大转折：“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不料情况突变，原定秋前赶回洛阳的希望落空了。游子之心，当然怅惘。然而诗人却有意把人的感情隐去，绕开一笔，埋怨起秋风来了：这秋风呵，也是够无情的，它就不肯等我一等，径自先回洛阳城去了。
这一笔，妙在避开了率直无味的毛病，而且把人格化了的秋风形容为“无情的秋风”。这秋风先至，自然要引起许多烦恼。可以试想，秋风一至洛阳，亲人们必然要翘首企盼；而自己未能如约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淡淡一笔，情致隽永深厚。
在这里，诗人到底是埋怨秋风，还是抒发心中的烦恼？诗中没有明说，颇费人寻绎，正是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不过可以想见，诗人对于这次情况的突然变化，确实感到意外，或有点不满，不过他用的是“含蓄”的语言罢了。
张说早些时就写过一首《被使在蜀》诗：“即今三伏尽，尚自在临邛。归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归期定在秋月，即此诗所谓“预期程”。不料时届秋令，秋风已起，比诗人“先至洛阳城”，他却落后了，即诗题所谓“后期”。秋风本是按时而起，无所谓“先”；只因诗人归期“后”了，便显出秋风的“先”来。两首合看，于诗中的情味当有更深的体会。
刘禹锡在永贞元年（805）被贬为郎州司马，到元和十年（815）离开。此诗即作于郎州任上。
春天悄悄地来了，小小的昆虫也抖擞精神活跃起来。反顾自己，却似屈原当年之被馋放逐，有家难归。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察觉往昔自己的天真幼稚。异乡度岁，旧友星散，梦庭冷落，这已经够凄冷了。作者又以儿童过节时候无忧无虑的欢乐、嬉戏作衬托，更深一步显示自己的抑郁和寂寞。透过诗歌表面郁气的平缓、冷静，我们更能感受到诗人灵魂的颤动、不平。
见于姜云选注的《古人吟佳节：节令诗三百首》中的第6页-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