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两句是远景,一句写物景,一句写人景。据此,我们不妨这样想,诗人在清明节这一天来祭扫,未到坟茔聚集之地,即以目睹此景,因墓地往往在深处,怕妨路径,故一眼必是望到远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南北山头多墓田”,“南北”当是虚指,意即四面八方。是不是就可以解成“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有很多墓田”了呢?难道我们竟没有体会出诗人说这句话时无限悲凉的口吻吗:“(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墓田,(那些可都是死去的人啊!)”这样解就丰满得多了。下面人景也就很是顺理成章了,墓地多,自然来祭扫的人也就多了:“清明祭扫各纷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各”指每家祭扫每家的毫不相干,“纷然”则指人数众多。那么既然人数众多,何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呢?难道不会出现相互帮助、相互劝慰的场景吗?须知道,人们一般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互不搭腔,就是已经痛苦难过到了极致,以致习惯成自然,各自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两句,诗人走上前去,镜头拉近,细节刻画物景与人景:“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字面上很好说,就是说冥纸成灰,灰飞漫天,好似白色的蝴蝶;相思成泪,泪滴成各,仿佛红色的杜鹃。可为什么要以纸灰作蝴蝶,泪各作杜鹃,而不是旁的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美丽的神话中有庄周化蝶、杜鹃啼各的范式。那么就清楚了:原来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使者啊,冥纸当然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样的,相思要怎么样来表达才最恳切,总不至于老是“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一类的吧,这样就浅薄了。“我”要告诉阴间的人,“我们”想你想得都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啼出来的是各啊!这种震撼力,实在是难以言表的。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承接上句,依照时间发展续写诗人的所见所想:“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出句当然是虚景,哪里会有这么巧让诗人碰到狐狸在冢穴里面睡觉呢!不过是说,一天的祭扫结束了,日薄西山,人人各自归家,但“我”知道,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的,那便是狐狸。你凭什么这么说?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竟连“狐死必首丘”的道理也不懂吗?你们这些人,祭扫之时哭哭啼啼,平日里哪里见到你们有丝毫的伤心难过?狐狸却不同,它们始终对同伴、对“家庭”忠诚无二,即使死了,也要将头对准丘穴的方向!真是“狐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这一层强烈的反差不经仔细的推敲是得不到的。可是哪里知道反差更强烈的还在后头:晚上回到家来,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酸,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可是还不止如此,我们再挖掘下去就发现:这些孩子都还那样弱小,是那么天真无邪,可是终归要长大,终归要衰老,终归也要死去,这是天命所在,是多么得令人遗憾,令人神伤。你看,这里正好与首联我们提到的诗人厌倦死亡的思想相照应了。是不是吃了一惊,短短十四个字,居然内涵多至如斯境地,且皆为感人心魄,发人深省之语。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诗人要总结了,也算是表达自己的态度:“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应当说这是比较易见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常态,就是及时行乐。我们读到这里,定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里那么成系统地高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或者会更直接想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但果真如此简单吗?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并未区分与判断抒发及时行乐思想究竟是已臻化境,心本开阔,还是无奈愁极,故作旷达,这一点是极重要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就高翥这首诗而言,显然是故作旷达无疑。你看,诗人尚在阳间,就已经想到死后别人祭祀他的酒他一滴也尝不到了,可见他对这个世界是何其留恋!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由此可见欲望能使人丧失本我,渐成依赖。
原本下面该是艺术手法的分析,因又要涉及理论,与我想要表达鉴赏的最初的心理流变旨趣不合,故略去。高翥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重要作家,且为宁波人,可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我近来研究的楼钥有偶合之处。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共同主题是赞美从弟李之遥,而讽刺势利小人,从而反映出世道交恶,贤者被弃,佞臣得势,道德友情沦丧,一切均以势利为轴心和转移。李白身受其害,故借赠诗抒感概。第一首诗写完之后,犹未尽意,故又以第二首补足之。两首诗呈现出不同的描写重点,然而又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完整艺术整体。
第一首基本是以七言为主的古体诗,全诗三十二句,可分三个大段落。
第一段共八句,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开端的五言四句为第一个层次,直叙少年不得意,潦倒而无安居生活之业。愿意追随古代任公子之后,投钓东海,钓得能吞进舟船的巨鱼,以饱天下之人,而不作追逐功名利禄之徒。任公子是《芪子》一书中所引用的寓言人物:任公子作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蹉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饱)若鱼者。这四句五字句,一气贯下,借用郦生与任公子的两个典,说明自己志在济世任侠,然而却失意落魄。因而欲步任公子后尘,鄙弃名利,听任自然,相信自己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创主唐代的任氏之风俗。这就使李白少年时的形象与精神,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暗含着理想与志向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坚持理想志向,而绝不作势利小人,保持淳美的人性本色。体现着世不容己,己也弃世。他在《古风》(其十三)诗中也表现了与此相似思想:“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暗示出失意落魄的主客观的原因,矛盾的双向性。接着诗人运用七言四句,由前面五言句式的音节短促与凝重,而转为音节舒缓与和平,抒写失意后的生活和行为。经常是饮酒抒忧,追逐徜徉,名山胜水,追求天真的人性美。从此逐渐使壮心与功名相分疏。这正像美好的兰花生在山谷中而不会遭人锄掉一样,保持着它的自然美;又正如围绕高山上端的白云,自由地翻卷与铺张。这四句是写入长安前的生活,暗示出以隐求仕,而不汲汲于功名。追求的是人性自由、适意生活的清真美,从名胜山水风景中吸取美的力量。兰生谷底是反用《三国志·蜀志·周群传》中“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典故,暗示出在朝廷,权贵是容不得贤人君子的。兰花是比况贤人君子的。例如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描写,比托贤人君子。贤人君子只有在山乡水国才有自己生存的天地,自由的王国。总之这八句诗是李白的自画像,自抒心志,真率自然,发自肺腑。为少年以后与入长安之前的李白作了评介,形神欲出。
全诗的第二段是从“汉家天子驰驷马”至“象床绮席黄金盘”,共十二句,每六句分为一小节,又为一层意思。这段诗的前六句是写李白被征召入京与谒见唐玄宗的隆重盛况。汉家天子是代指唐家天子唐玄宗,派御用的高车四马,像当年汉武帝迎接从蜀地来的司马相如一样,迎接李白。李白进入九重宫门,于金殿上拜谒当今圣君皇帝。皇帝龙颜笑逐颜开,天下人就像沐浴春风一样,受到皇恩的抚育。金殿里左右站班的大臣都高呼万岁,叩拜皇帝、祝贺皇帝征召了一位隐逸失意的贤材。这六句诗是铺陈叙述,但又重点突出,突出皇帝的重视。以赤车驷马相迎,龙颜高兴,群臣高呼万岁等细节,渲染气氛,烘托自己的形象的高贵,超卓拔群,荣耀至极。然而这仅是谒见初的情景。接着诗人又用六句,描绘自己供奉翰林的情景,皇帝垂青,自己大展英才。自己供奉宫内翰林院,执笔草拟皇帝的诏书,受到皇帝的不时注目,焕发出赏识的眼光。宫内藏书的麒麟秘阁威严高峻,自己在这皇帝秘阁中读书,接受皇帝询问,没有谁可以得到这种荣誉,恐怕连看到这高峻的麒麟阁都难。回忆当初承受皇帝恩惠时,进入了右银台门内的翰林院供奉,又独自在金銮殿上草拟皇帝文件。出宫门随侍皇帝,乘有雕饰精美的马蹬与镶白玉的马鞍的御马,在宫中坐的是皇家椅子,用的是皇家御用黄金盘。这六句诗是说明自己志大才高,得到皇帝的信任,满面春风。荣极一时,盛极一时,享受到人臣的极誉。这六句诗采用间接描写,从皇帝眼睛垂顾到环境的烘托,传神地状出自己内心活动和心境昂奋。这与第一段落魄失意的心境构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又是不慕名利,以高尚节行与大智大才,自然得到的荣誉。这无疑地是诗意发展、诗情的延伸。
全诗第三段是从“当时笑我微贱者”至“可见羊何共和之”也是十二句,每六句为一小节,为一层意思。前六句是写被逐出长安,饱尝世态炎凉冷暖之苦。诗人说:回想我在朝廷时,原来笑话我出身卑贱而白眼看我的人,现在却一反常态请求我接见,与我交朋友,欢聚在一起。可是当一个早晨我上表章,托病请求还山时,旧日与我交欢相知心的人,没有几个人了。门前送我以礼,随后即关紧门。这些人就是有势就交,无势就改,反复无常。这六句表面上是写自己失势前后的人情关系的变化,透视出势利小人的丑态与趋炎附势的卑鄙灵魂。反映出民族的传统淳朴美德,正被势利小人所践踏,世风浇薄,孕育着社会危机。鄙视、悲愤,感叹之情与探求人生的传统美德等交识在一起,很能感发人意。“当时”,“畴昔”,“今日”相钩连、六句诗意脉一贯,曲折相续,对比鲜明,个性突出。后六句扣题,赞美从弟李之遥始终如一的交情。诗人对他说:对比之下,你的友情如山岳一样始终如一而心不改变,如云雾随着高山一样迷失掉它的所作所为,你不为邪恶云雾所动。云雾是象征着社会炎凉世态,邪恶势力。你与我之间情谊,如当年谢灵运与谢惠连兄弟间关系,才情相用。由此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梦得‘池塘生春草’”这首诗的价值。随着社会阅历之深,而不断地增长它的价值。别后,希望你看到这从遥远地传递去的我的诗篇,也能像谢灵运登临海峤赋诗寄给他的族弟谢惠连一样,和像羊璿之,何长瑜一样的诗友相互唱和。前两句用比喻象征,描绘友情淳真。后四句用典故,谢灵运赏识他从弟惠连之才,相互切磋切琢。当他写《登池上楼》诗时,于梦中见到谢惠连而忽然得到“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羊璿之、何长瑜是谢灵运的诗友,谢灵运又作《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一诗。李白用典比况自己与李之遥兄弟情谊,知音友情。预想李之遥接到此诗,诗友共唱和,又颇感欣慰。第二段所引爆出的悲叹之情迅速转化为平和愉悦,为世上有知音的兄弟而自豪!于此结束全篇,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全诗看似平常,无动人的描写,又乏雕饰词句。章法自然,以情运思,构成了失意——得意——失意——自慰的意脉,于平易中数见曲折,自然天成。
全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看似竹筒倒豆,事无巨细,倾泄而出;实则匠心独运,以客观环境与人物描写,兼巧用典故,从今昔对比中,以刻画自己的心象,从两种对立的人格中,歌颂淳朴清真的人格美,以自己与从弟之遥当之。反衬与贬抑势利小人的丑恶人格及其卑鄙的灵魂。进而透视出世风浇薄,贤者被弃的社会悲剧,表现盛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这种平易自然,亲切感人,于不见技法中,悟出社会人生的道理,非常深刻。
其二诗则转笔重点写李之遥。宋本《李太白文集》在此诗题自注:“时因饮酒过度贬武陵,后诗故赠。”全诗由此生发,刻画李之遥的性格与形象,及其被贬的原因和诗人评价。在组诗结构上是对前诗作重要的补叙,使李之遥形象光彩照人,与李白正好如一对玉人,相映相衬,天真淳美,然而却都不容于世。
全诗八句,前四句为一个层次,后四句又为一个层次,意脉绵密,严整无痕。
前四句写李之遥思想与性格,作者并不直接述出,而是采用以古托今的笔法,在古今人相映衬中,托出南平太守李之遥如魏晋初的大诗人阮籍,不满意朝臣的倾轧与司马氏诛杀异己,而以酒浇愁,冷眼注视现实,佯狂处世。淳美人性,托之于美酒,而无意于功名利禄,不以专城的郡守职务为重。这与魏晋时的阮籍是十分相似的,故诗人说今古两步兵。阮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沉醉日多。听说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这四句以古今对比手法,既刻画李之遥的形象与性格,也暗喻伤酒而被贬。伤酒又如阮籍不满意现实,而又无力挽狂澜,以酒消忧。开端两句平平叙出,但却拓展时空,今古相接,比之单写李之遥却有较丰富的意蕴,赞美之情是今亦是古,今古相重,凝重浓厚。
后四句一转,写李之遥因不顾专城,只爱酒,而被贬武陵。使诗人联想陶潜所写的《桃花记源并诗》,于是就化用这一典故,铸成后四句的美好诗意。诗人说:你去的武陵,就是晋大诗人陶潜所写的桃花源,不知你今后要到这里多少地方寻找桃花源世界。那里的避世乱的秦人,像故旧的相识,出门笑脸相迎你。这四句诗再用陶潜理想与人格托喻李之遥,再次渲染他的人格美,追求理想社会境界。这一用典使李之遥形象增加了光辉。更可贵的是使典故内容与诗意融合无间,塑造一个优美的社会环境。自然美、人情美异于冷峻的现实。注入了诗人的浪漫理想,然而它又植根于现实,并非空中楼阁,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即。
这首诗热情洋溢,气贯全诗,逐层蓄积,赞美,回护,预测,构成感情的流程,心潮逐浪高。古今未来时空相续,关心体贴挚爱之情,无以附加。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不深思就体味不到这种深邃的情思。
这两首诗一长一短,看似不相称,实则各自得体,各尽所职,言近旨远,相得益彰,俱为精品。可参读《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以对此诗有更深刻的理解。
诗人见到檀道济故垒,回想檀道济被枉杀一事,顿生感慨,故首两句即以“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伤之,对檀道济的无罪被杀这一深悲极痛之事一掬同情之泪。然虽伤之,亦含赞颂景仰檀道济之意,此从将檀道济比喻为巍巍万里长城可见。这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抒发其沉痛情感。次句“荒营野草秋”,以眼前荒凉萧条之景寄托其悲凉沉痛之思。由于诗人心头别有一层现实的凄楚哀感在,因此一登旧垒,便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数百年前遭冤被害者的愤怒的抗议声立即在耳际回响。这种历史与现实在心头的交感共鸣,不是说明诗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烈,而是说明诗人需要借助历史来抨击现实,抒发积愤,悼念友人。诗人的友人王叔文是中唐的政治家。在唐顺宗支持下,他主持永贞革新,兴利除弊,曾使“人情大悦”。后来不幸被宪宗“赐死”。诗人认为这也是自坏长城。三,四两句化用民谣入诗。据作者自注: “史云:当时人歌曰‘可怜《白符鸠》,枉杀檀江州。‘”檀道济的被杀,尽管宋文帝给他罗列了一大堆罪状,但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的同情在遭冤者一边。这首民谣就是最好的证明。
全诗的言外之意是说,对于王叔文的无罪被“枉杀”,历史也会作出公正的判别,人民的同情也在王叔文一边。借古人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而又妙在不肯说破,遂使全诗意蕴深厚,寄慨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