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
全诗七章。第一章写天灾人祸,时局艰危,国不安宁,生灵涂炭。这里的“天”,即指自然界的天,也指人类社会的“天”——高高在上的人类最高统治者。所以这里的“灾祸”就包括天灾、人祸两方面的因素。而人祸更甚于天灾。二章通过两“反”两“覆”的控诉,揭露了倒行逆施的虐政。三章认为,祸乱的根源是女人得宠,而其害人的主要手段是谗言和搬弄是非。四章提出杜绝“女祸”的有效方法,是让“女人”从事女工蚕织、不干朝政。五章直诉幽王罪状:不忌戎狄,反怨贤臣,致使人亡国殄。六章面对天灾人祸,抒发了言辞恳切的忧时忧国之心。七章自伤生逢乱世,并提出匡时补救的方案以劝戒君王。
《瞻卬》所提出的问题,既可以从史书中得到印证,又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疏露与不足。周幽王宠幸褒姒、荒政灭国的主要史实是:自从幽王得到褒姒,宠爱不已,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一是为买千金一笑动用烽火台,诸侯以为敌寇侵扰前来救驾受骗气愤而回,多次戏弄后失信于诸侯,从此不再来勤王。二是重用佞人虢石父,此人“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国人皆怨”(《史记·周本纪》语)。三是欲废申后及太子宜臼,而以褒姒为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因而激怒申后勾结西夷、犬戎攻周,杀幽王而灭西周。《瞻卬》所反映的内容较信史更为广泛、具体而深刻,诗中列数周幽王的恶行有:罗织罪名,戕害士人;苛政暴敛,民不聊生;侵占土地,掠夺奴隶;放纵罪人,迫害无辜;政风腐败,纪纲紊乱;妒贤嫉能,奸人得势;罪罟绵密,忠臣逃亡。全面而形象地将一幅西周社会崩溃前夕的历史画面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瞻卬》的作者是谁不得而知。他或是周朝有血性的宗室,或是朝中正直的显要权臣,或者是一个受迫害的谏诤者。无论他是何人,他对周幽王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及倒行逆施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对幽王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批判,对贤臣亡故、国运濒危的现实,深感惋惜和痛心疾首。诗人尤为痛切的,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人之“亡”,或丧亡、或杀戮、或贬黜、或隐逸、或逃亡。贤人君子乃国之栋梁,蓍旧老成乃邦之元气,今元气已损栋梁将倾,人亡邦瘁,天神俱怒。诗人的感情难以抑制,有如火山熔岩喷薄而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第五章劈头就是两句诘问:“天何以刺?何神不富?”真乃抢天呼神,捶胸顿足,悲怆不已。继之从心田涌出三句“人之云亡”,悲叹惋惜怅惘之意不可名状,又在一再申述“维其优矣”、“维其几矣”、“维其深矣”中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在“心之忧矣”、“心之悲矣”中将痛切之情表露无遗,激荡的情思言之惨然。诗句就是在这样的回环往复、音节凄楚中,催人泪下,把孤臣孽子的一片赤诚之心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位悯时忧国、具有热血心肠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诗经》每章句数大体一致。仅有少数篇幅的章句长短不一。《瞻卬》即是其例。诗共七章,首章、三章、尾章章十句,余四章章八句。这参差不齐的章句更便于淋漓酣畅的叙事、抒情和议论。诗的结构,起章极其雄肆,有高屋建瓴之势,纵揽无遗,勃勃如吐不罄。篇中语特新峭,然又有率意处。卒章语尽而意犹未止。修辞造句,颇有特色,或以对比反衬,正反排比的句式,尽情抒发胸中的积愤,或低回沉思之情。或以形象的比喻,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剖示而匠心独运。在用韵上,各章不尽相同,有一韵到底句句用的,如第四章,或同韵,或协韵。这种句句用韵,在《诗经》中是常见的韵例。汉魏南北朝的七言诗中的“柏梁体”继承了这个传统,唐人七言古风中也有少数是句句用韵的。此诗一章中有二韵交叉进行的,如第五章、第六章。随着诗人感情的变化,诗的节奏或缓或促,或扬或抑,用韵亦随之变换,或平声,或仄声,或相互相押,增加音响、格调的美感,使诗更加生色。
这首小令在构思上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闺妇在寒冬到来时给远方征人寄军衣的矛盾心理的刻画,表现了思妇的纠结的微妙心理,寄与不寄都渗透了深挚的感情。
“欲寄君衣君不还”这句写了思妇第一层感情矛盾:征夫远在边塞,久去不归,她迫切地想将亲手缝制的寒衣寄给亲人。“欲寄征衣”,正是她思念、关怀亲人感情的自然流露。但转念一想,远方的征夫得了寒衣如果不想着回家了,就会更增加了分离的痛苦。这又是她十分忧虑的。语意一正一反,一波一折,把思妇对征人思念和关切的心理表现得很细腻。
“不寄君衣君又寒”这句则以反语倒说:既然寄了征衣,亲人不还,那就“不寄征衣”吧。这似乎可以消除“君不还”的忧虑了,但她旋即想到:自己的亲人又要忍受饥寒了。这是自己更不忍心,更为忧虑的。这两句语意上的反复,把人物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
最后“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这两句是前两句矛盾心理的归结,又是女主人公情感的扩展,隐约表现出她时而欲寄,时而不寄,时而担心“君不还”,时而忧虑“君又寒”,每一踌躇,每一反复,都在思念、关切和痛苦的感情。
其实远方征人的“不还”与寒衣的“寄与不寄”并没有必然联系。女主人公是基于“君不还”的现实才制作冬衣,目的是让远方的丈夫得以御寒。征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无论“寄与不寄”,女主人公实际上都面临着“君不还”的冷酷结局。她也明知这一点,故意在寄衣上生出波澜,是为了表现自己长期独守空房的一种怨恨。当然这种怨恨是基于团圆的愿望,本身仍意味着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又恨又爱,以恨示爱,这是闺妇的一种特有心态。这正是这支小曲情味的动人之处。
此篇属于元散曲中具有乐府风味的情歌佳作,形制短小,其妙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极简练的文字,为读者体会人物心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全曲二十四字中,“寄”“君”“衣”“不”四字占了一半以上,用字寥寥而能包含如此丰富曲折的情节和意象,这也是此篇的不可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