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繁华都市花街柳巷之景,下片写冶游狎妓之人品行之丑恶、神态之骄横,状景写人,前后相合,寓讽其中,委婉含蓄,艺术上颇有特色。
词的上片写十里长街繁华绮丽的外景,且于写景中寓有情意,词境迷离悄恍:朱红栏干的桥梁横跨水面,桥的尽头是一条笔直的长街;街的两旁,嫩柳繁茂,柔条披拂,微风中轻轻地摇摆着。桥曰“赤阑”,暗示桥的华美;街曰“香”,更耐人寻味;而且它是笔直的,暗示街道繁华。柳可“笼街”,足见柳多。这柳又既“细”且“娇”,显示出她那婀娜多姿,柔条动人的神态。难怪李庚说陈克“诗多情致,词尤工”(《词跋》),只此开头两句,就已情致绵绵了。不仅把柳的姿态“形容曲尽”;而这既“香”且“直”又紧挨着河桥的“街”,更婉转多姿。
第三句应首句的“香街直”,写这长街果然与众不同,它的楼房建筑,金碧辉煌,高大伟岸,直上青空。“金碧”色浓,“青空”色淡,用一“上”字把它们联系起来,一片青淡高远的背景衬托下,“金碧”更光辉耀眼。“花晴帘娇红”,由上句楼房的巍峨矗立,而到那一户户的具体人家。这些人家也与众不同,不仅有花,而且花色鲜艳,花光明媚,花气袭人。一个“晴”字把花的艳丽芬芳,和其爽心悦目的视觉美,充分表露出来。接着,词人又用“帘娇红”来作渲染。这五个字意境完整,帘娇的红,是由于“花晴”,而若无“帘娇红”的映衬,也就减少了“晴”的份量,所以这里它们是互为表里的。这一来,花红,帘红,帘娇红,连晴朗的天气,也都成了红彤彤的。词人很善于烘托气氛,渲染环境,他的词格调高远,情思闲雅,而终归于淳厚。所谓“一语之艳,令人魂绝”(王世贞语),但这“艳”,绝不如温词的“香而软”,而是更具意趣。
过片两句黄衫,隋唐时贵族少年所穿的黄色华贵服装。《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唐明皇“以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后用黄衫指衣饰华丽姿容秀美的少年公子。这里身着黄衫的贵公子,骑着白马,不是去游春,却是“日日青楼下”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以“飞”字联系“黄衫、白马”,缴足了人的奔驰之状。而“日日”二字又见人的奔驰之频。
下片第三句是对上两句的补充。这些贵公子花天酒地一番之后,醉眼惺忪,骑高高的白马上,横冲直撞,旁若无人。十里长街,花香柳媚,时当午刻,正是繁华热闹的时候。说“不逢人”,是从反面着笔,说明这公子哥目中无人,一切都不在乎。
结句写一阵马蹄声沙沙踏过去后,“黄衫飞白马”的娇子远去了,马蹄掀起的尘土仍腾起空中。这时,正是中午,花开正红,随着尘土,也传来阵阵花香。“香”与“尘”是给人以相反感触的事物,但此刻,它们却夹杂一起。“午香”与“暗尘”之间,用了一个“吹”字。“暗尘”不会送来“午香”,只有风可送来花香,说“吹”有“暗尘”扬起的意思。
这首词的结构于写景中寓有深意。李白《古风》之二十四“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写豪贵人物招摇过市的情状,只以“扬尘”一事点出,此词结句拟之,而作者寓意,则藏而不露,更有“似尽而不尽”之妙。
这首诗读起来,总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孔绍安和夏侯端都曾是隋朝的御史,后来李渊反隋称帝,夏侯端首先归顺了李渊,授秘书监,三品官,而孔绍安归唐晚了一些,只被授于内史舍人,五品官,远不及夏侯端。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孔绍安作此诗时,夏侯端恰巧也在场,所以诗人以石榴自喻,发出了“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这样的感慨。“逐汉臣”,却“不及春”,人才得不到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唐高祖李渊的不满。同时诗中又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只是“来时晚”而已。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此句历来被人称颂,成为了感叹怀才不遇或大材小用的名句。
首联总写多景楼的形胜,提挈全篇。多景楼屹立北固山上,凭高远眺,水色山光,风月胜景,无不尽收眼底。诗人这两句意谓欲于此楼周览胜景,只消徘徊倚阑,凭高四望,万千景象,便可豁然在目。这正抓住了多景楼居高临下,境界开阔的特点。
中间两联是写多景楼上所见景象:云气和水光氤氲之处,浮现出碧瓦红楼;晚霞同山峦于夕阳下青红相间。镶入远处的天空;月光下淮南原野传来了佛寺的钟声梵歌;江面上强劲的海风送来了远方的航船。这四句,一写水光,一写山色,一写淮南寺钟,一写江面帆船。“云乱水光浮紫翠”,着一“浮”字,写明波光云影的迷离掩不住巍峨的宫观;“天含山气入青红”,用一“入”字,刻画出霞光山色的浓彩浸染了黄昏的远天。月光下传来“一川钟呗”,不难想象出淮南原野的平阔寂静;海风中驶出“万里帆樯”,使人意识到长江的迢遥汹涌。诗人抓住了富有特色的景物,构成了一幅色彩明丽、山川掩映的壮阔画面,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壮丽宏阔的景象,开阔了诗人的心目,于是他于尾联以唱叹的语调,抒写了个人的感受和襟怀。意谓虽老境渐至,征尘满衣,内心中并未放松对未来目标的企望和追求。嵇康《赠秀才入军》诗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之语,表现一种心与道俱的高旷自得情怀。诗人化用其意,说自己尽管身世蹭蹬,却仍在注目艳羡那高振健翮,远翔天宇的飞鸿。这就体现了诗人“蹑景追飞”的远大抱负。
全诗视野宏阔,韵格浏亮,形象鲜明,对仗工稳,确能表现出多景楼的胜景伟观。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