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首句点题，以平平的语调，交代了这一次邂逅相遇。但其中的意味，却很是深长。“丹阳渡口”，好像只是说明相遇的地点，其实还包含着彼此均在客途、都怀有思乡之情的意思;双方的关系是“同乡”，也就表明他们所思念的故乡乃是同一块土地，彼此的感情当然更加接近了。中国人向来重视乡谊，这一对同乡友人在异地不期而遇，所谓“老乡看老乡，两眼泪汪汪”，彼此格外亲切，而平日深藏在心、难以对他人言说的乡愁，突然被激发出来了。这时刻，二人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夕阳却正在渐渐西沉，作者必须赶快渡过江去，容不得细述衷肠。第二句“欲语匆匆怨夕阳”，写得生动而传神，好像可以看到二人执手相望，边匆匆寒暄边打量着天边落日，难分难舍却不能不马上分手的一种情态。
前二句同时从双方落笔，后二句偏向作者一方，把自己的怀乡之情更推进一层。这是因为：双方虽同在客途，却一是南返，离故乡日近；一是北上，离故乡日远。好像本来是二人同病相怜，此刻却是一方痊愈一方恶化，情绪又不一样了。恶化的一方由于另一方的对照，显得更加可哀。顺着友人将要归去的道路遥遥眺望，只见山峰连绵，与暮云相接，更显得层层叠叠。这“云山千叠”，本来并不能阻挡游子归乡，陈十八就正要越过它而去。然而，对于作者来说，它又是一种象征，好像是迫使他不能不离乡远去的一切力量，使他与故乡阻隔。所以，望着这重重云山，不由得肝肠欲断，悲不自胜。
思乡的诗作，前人写得太多，不易见好。这一首却不乏新鲜感，读来颇能动人。这不但因为作者抓住了一个特殊的背景，所表现的情绪不同一般，而且在短短四句中，写得层层递进，将人们熟见的思乡题材，表现得格外鲜明强烈。
这阕词中作者虽写他人的四时之事，实际是在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
此词本是以寓有四时景物为游戏的。然而于祖国，一片报效不得之忠心，却于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了出来。口里说是要用诗酒来打发生活，准备在花月丛中度过自己的余生，而实际却痛苦于种花的事业无人问，而惜花的心情也没有人知道。这“花”分明是有所指的。作为主战派的他们来说，大约也就是指他们统一的大业无人问，而徒有报效之热忱，竟是只有天知道了。“无人问”、“只天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无比巨大的悲哀和寂寞。无怪乎他要笑云儿出去这么早，鸟儿归来这么迟，放着大事不干，如此匆匆，所为何来。结合上面的“种花事业”看，则这也就是那一些蝇营狗苟之辈，为自己的利禄而紧张忙碌得可笑罢了。这一“笑”字，写出了诗人多么高尚的情怀，也写出了诗人无比巨大的悲愤。
词是劝人，其实也是劝自己要放开一些的，殊不知它正告诉了人，他放不开。他本想用游戏三昧的笔墨来写得轻松一点的，谁知仍然满怀悲愤，指着秃子骂和尚了。刘熙载说苏东坡的诗“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艺概》）。大约好的诗词都是这样的，稼轩此词，亦莫不如是。
这首诗写诗人后湖晚坐时所见景致，及其悠闲情怀，大约作于诗人自颍州教授任上罢归后的几年家居赋闲之时。首联是写近景，通过浅水和荒城，描绘出一种静谧的环境。颔联是写远景，写青林和白鸟，充满自由和生机，成为名句。颈联是抒发诗人的感慨，远离官场，隐居山林，名列苏门，颇感欣慰。尾联写归雁和暮鸦，寄托了诗人耿介自守的志气。
全诗淡墨写景，诱人想象，情寓景中，耐人寻味。语言风格似陶渊明，淡而实绮，癯而实腴。
前面两联写景不涉及人，但字里行间却隐然有一诗人在。晚坐后湖，首先扑入诗人眼帘的是后湖，故首句即写“水净”，也是因水之明净而觉眼前一片明澈，极写水之清亮。用“偏”字反映出乎寻常或意料的意思，具有强烈的感受语气：“那湖水竟是非同寻常的清澈啊。”
次句写荒城。“城荒”，写诗人当时看见自己所居之城很荒僻。因城市荒僻而以为“可当山”，联系颈联的“身致江湖上”一句是说：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隐于山林，只能隐于朝市，那么就把这座荒城权且当山吧。在意念之中，他便也就隐于山了。“偏”、“可当”，是诗人的感受、感觉，显示了在首联的带有主观感受色彩的景致外，还有诗人的存在。颔联写青林、写白鸟。暮色笼罩下，诗人看见远处青林中，不断地升腾起迷漫的雾气，蓊蓊郁郁，如同那青林怀着无限情意；又见白鸟时而停在湖边，时而集于树上，显得从容、悠然，仿佛极有余闲似的。其实，从这两句带拟人化色彩的景物描写中，读者又能够看到诗人自己：因为他遥望青林，其意无限，故觉青林似亦有无限之意；恰是他长时间（极有余闲地）瞩目白鸟，才以为白鸟也很有余闲。于写林、写鸟中，含蓄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悠闲情怀。
颈联便明写诗人自己“身致江湖”，说明他此时正过着隐居生活，是一个无所羁绊的隐士（因而才能如此悠闲地长坐后湖，观赏着水、城与林、鸟）。“伯季间”，语本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又《晋书·王湛传》：“王济对武帝曰：‘臣叔殊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湛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此处当指苏轼、苏辙门下诸君。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说：“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无己，陈师道的字），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陈无已作《佛指记》曰：‘余以辞义，名次四君。’”后来陈师道、李廌与“苏门四学士”并称“苏门六君子”。
尾联写景亦写诗人自己。天色已晚，暮空中，雁儿急急归去。诗人纵目追随着它们的归踪，直至在视野中完全消失。雁已归尽，人却不能兴尽而归，诗人还在饶有兴致地坐等着暮鸦归来。人的闲散，情的闲适，于此又体现出来了。
此诗重复运用“白鸟”、“归雁”、“暮鸦”三种禽鸟意象，应是白璧微瑕。
陈师道的诗在艺术上的最突出之处，便是表面淡而实际丰腴，此诗亦然。虽出以淡淡的笔墨，诗味却是极其丰腴醇厚的。诗人将自已那种无案牍劳形、无尔虞我诈伤神的无拘无束的悠闲之态、自得之情，蕴于淡墨描绘的景物之中，清神幽韵，而又苍劲雅健。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