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吕渭老南渡平安抵达后，写给友人的。
词作上片写抵达江南，并报平安。“飞雪过江来，船在赤栏桥侧”，开首二句写实，点明渡江时的季节、气候和到达地点。雪花飞扬之时，当正值寒冬季节，而此时冒雪渡江，可见当时情况比较紧急，这反映了靖康之乱后的动荡局面。“赤栏桥”，有红色栏干的桥。这里可能指具体地名。据姜夔《淡黄柳》词序云：“客居合肥南城赤栏桥之西。”即在安徽合肥，可参考。三、四句“惹报布帆无恙，著两行亲札”，为倒装。即到达后立刻写封简短信札，向友人报告平安，以免他们挂念。“布帆”，布制的船帆。“布帆无恙”，旅途平安，没出事故。《晋书·顾恺之传》载：“（殷）仲堪在荆州，恺之尝因假还，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风大败。恺之与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李白《秋下荆门》诗有“霜落型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句。“无恙”，无忧无疾，这里指旅途平安。“惹报”，有的选本和分析文章作“为报”。“为报”易释。但不知据何版本，故仍据《全宋词》作“惹报”。“惹”，同“偌”，如此，这样。即紧承第二句句意：这样已平安抵达江南，就赶紧写信报平安。“两行”，表示信极短，不及谈及别事。词作上片语虽平实简洁，感情却深沉真诚。
词作下片抒发悲伤懊悔的心情。首句“从今日日在南楼”中“从今”二字，带有绝决、失意的意味，与上片首句遥相呼应。渡江南来，颠沛流离，中原沦于敌手，何日能再回去？“日日在南楼”，用“日日”加以强调，从今以后，天天都要栖息在南方。“南楼”，本系庾亮故事，泛指好友欢聚之处，这里是指词人在南方的住处。“发自此时白”，“发白”，有自然生理的原因，而这里上承“从今”，下又用“自此时”加以强调，内涵就较为复杂了。结末二句，就是对“发白”原因的说明。“一咏一觞谁共”，“一咏一觞”，指赋诗饮酒。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一觞一咏，永足以畅叙友情。”“谁”，这里指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句是说自己来到江南，与友人天各一方，而目前战乱频仍，障碍重重，何日能重相聚赋诗饮酒，互诉衷肠呢？此为“发白”的原因之一。“负平生书册”，“书册”上加“平生”二字，是说辜负自己读了一辈子书，却无法实现为国建功立业的抱负。古时文人读书，多抱有“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理想，而处于北宋沦亡，南宋偏安，主和派掌权，金人虎视眈眈之际，理想终成泡影。这是“发白”的原因之二，实际是主要原因。词作下片语气沉重，悲懑与懊悔之情交织。
全词虽简短，内涵却极丰富，感情强烈深切。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是一首闺怨词，重在对男子薄幸的怨怼不满，抒情婉转而造语浅近。上片以杨花的终日飞舞与海潮短暂回归作对照，用心不在前者的飞舞“终日”，看似长久，所取却在海潮回归虽然短暂，但去来有信，行动有期。四句歌词，却两用对比，前两句是用杨花的终日的“空飞舞”，与其无法长久留驻作对照，后两句则是用海潮的暂时回归，与其“堪凭处”作对比。词人选取这两组意象，是有着丰富的内涵的。杨花终日飞舞，实指春景又至，春事再繁，实寓有美人迟暮之感和闺中寂寞之意。海潮的意象就更是含蕴丰富了。唐诗人李益有《江南曲》诗拟闺中怨妇云：“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里，词人实际上是翻用其诗意，以海潮虽短却有信，表达出对男子一去之后即杏无音讯的愤懑和不满。
下片也是利用两组意象的对比来抒发词情：碧云有路可相将归去，五更风却不解与花为主。在这里，词人将女主人公的怨情推进了一层，从上片的单纯抱怨，发展到如今的殷切期盼。所谓恨之深，正是因为爱之挚。在对碧云归路的向往中，读者似乎可以感受到闺中人那炽烈迸发的情感热流，虽然置身孤独与寂寞之中，但她仍然憧憬着“相将归去”的美好生活。在对薄幸五更风的责难声中，我们又似乎可以体味到她对情有所归心有所属的人生的美好追求。特别是末句，用“不解与花为主”作为对薄幸人的抱怨之辞，很值得品昧。对于一个彻夜未眠的思妇而言，其心绪的烦乱，是可想而知的。这里，让闺中人把一腔的怨气发泄到五更风上，可以说是很切合人物心理的。更妙的是，这一声抱怨之中，还包含着她满腹的心思。此女以花自喻，以五更风不知护花惜花的薄幸行为，比拟男子的薄情寡义，词情含蓄蕴藉，造语又生新可喜，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妙句。
整首词抒情流畅清新，布局工稳，针脚细密，其情感发展的脉络也是相当明晰的，“奈”、“却有”、“好”、“肯如”等虚词，将每句话的前一层意思都作了推进，从中可以体会到抒情主人公的怨情，由无奈到抱怨、到企盼、到最后失落和愤恨，在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或者说上升。但同时，在这种怨愤背后，又显然有一种殷切的热望在心头：对杨花飞舞难驻的无奈，正因为意在希望两情长久；对海潮虽说短暂却守信约的赞颂，用意正在强调彼此贞信的可贵；对紫府碧云相将归去的向往，无非意在期盼着两情依依；抱怨五更风的不解与花为主，又可以看出她对爱的渴望。就是这样，一取一舍，句意不断转换，在对反面做出否定的同时，又对正面作了更大程度的肯定，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彼此穿插、相互交织，用语虽简，而语意却丰。除此之外，词中实际上还暗含有一条更深的隐线，那就是时间线索。词以杨花飞舞的白昼开头，以夜深更残结束，中间作了大胆的省略，在形成前后呼应之时，也暗地里勾勒出闺中人日夜相思、苦自煎熬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