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听竹风敲石磴，旋倾花水漱春酲。落梅和雨打帘声。
坐听竹风敲石磴，旋倾花水漱春酲。落梅和雨打帘声。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
前四句自比李杜。韩少孟十七岁。孟诗多寒苦遭遇，用字造句力避平庸浅俗，追求瘦硬。与贾岛齐名，故有“郊寒岛瘦”之称。韩诗较孟粗放，所以以韩比李，以孟比杜。这里虽未出现“留”字，但紧紧扣住了诗题《醉留东野》中的“留”字，深厚友情自然流露，感人至深。
五至八句对二人的处境现状和性格作了比较。“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诗人在过去的诗中曾以“雄骜”二字评东野，即说他孤忠耿介，傲骨铮铮。“白首夸龙钟”，一“夸”字即写“雄骜”。紧接着韩愈写自己，“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韩承认自己有点“滑头”，比起孟来有时不那么老实，所以能周旋于官场。在东野这株郁郁高松面前，自惭有如青蒿。意思是说，我今在幕中任职，不过依仗一点小聪明，比起孟郊的才能，实在是自愧弗如。
最后一段，祝愿二人友谊长存。我十分崇拜孟郊，我愿做驱蛩，负孟避祸。孟郊这样做下去，我和孟郊的才能相差悬殊，犹如“寸莛撞钜钟”。我愿变为云，孟郊变为龙，世间虽然有离别的事，但我们二人如云龙相随，永不分离。
本诗以“醉”言出之，肆口道来，设想奇僻，幽默风趣；开篇即表示对李、杜的向往，既表达了与友人惜别之情，又可看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与自信。
全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多次用典丰富而含蓄地表达对孟郊的推崇，如《易经·乾卦·文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希望自己和孟郊变为云和龙。同时作者借“醉酒”用“夸龙钟”与“稍奸黠”形容孟郊与自己，足见两人感情深厚。
此诗以平缓的语气叙述起，“今年游寓独游秦”，扣住题目的“京中”简洁地交代了宦游的时间、地点，勾勒出了整首诗的背景。宦游对诗人来说本为平常事，而今年所不同的是“独游秦”。“独游秦”三字，将诗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寥情怀表现得既充沛又含蓄。
这平静的叙述中寓有潮涌般的思绪。次句紧承前句的“独游秦”，顺流直下冲决了感情的闸门：“愁思看春不当春”，诗人直呼“这春天的景色多么美好，我却因为乡愁无心赏玩！”长安古都风物形胜，又置冬去春来，节序的推移，自然容易引起异乡人感昔怀今触动愁思。这联诗十四个字，生动地塑造出一个“相思不独欢，伫立空为叹”的诗人自我形象。由于诗中错落有致地巧用重字，“游寓独游秦”，“看春不当春”，使气韵回环，节奏和谐，声情摇曳生姿。
“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颔联描绘长安景色，上林苑里鲜花盛开却无人欣赏，细柳营前，柳枝新绿却无人看顾。花木随着季节开花结果，是自然规律，本无所谓“徒发”或“漫新”，然而诗句中却以“徒”和“漫”，赋予景物以人性。正应了清人吴乔所说：“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绘景是为写情，这联是首联诗中“愁思看春不当春”的具体化描述，形象地表现诗人睹物感怀的惆怅心绪。
“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颈联描绘的是诗人想象中洛阳友人赏春欢宴的情景。他们在南桥群游兴尽而归，又在西第集宴豪饮。这欢畅的场面，正与自己“独游秦”形成鲜明的对照。诗人运用这一虚笔来反衬自己的孤寂，突出对友人怀念的深沉和思归之切。由于其中化用了陈遵的典故，不仅表现了友人英侠豪爽的性格，而且使诗歌具有豪放的气势。“公子南桥”句，虽没直接写景，然而景已自在其中，春游者风度翩翩，潇洒自得的神志跃然纸上。诗写至此，似乎已完题中“有怀”。但诗人犹觉未够，又引出尾联诗句。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尾联构思新颖，造语清新。语痴而情真。诗人太熟悉洛阳的一切了，他思念洛城的人，也怀念洛城的风日，更留恋洛城的春光美景。这首诗与一般“有怀”诗相比，它扩大了“有怀”的范围。“诗贵出于自心”（《围炉诗话》），这联诗正是独出心裁，“言人之所不能言”。
杜审言这首《春日京中有怀》，结构齐整平密，起承转合极其自然，虚实相生，波澜起伏。其艺术手法对后世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