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原诗题下注：“及第后出关作。”诗人从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三年）流落江南起，直到公元894年（昭宗乾宁元年）擢第，历十二年，战乱频仍，颠沛流离，所以这首诗劈头便感慨万端地说：“十年身事各如萍”。诗人用随风飘泊的水上浮萍，刻画了自己流离失所的“十年身事”。“各”字表明东吴生与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自不免同病相怜。

　　“白首相逢泪满缨”。按理，这时韦庄已登第，禄食有望，似不该与故人泪眼相对，但自己在外飘泊多年，已是五十九岁的人了。因此，遇故人便再也忍不住涕泗滂沱，泪满冠缨。

　　三、四句是挥泪叙旧的辛酸语。回想当年大家欢聚一起观花饮酒的情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此时诗人为痛苦折磨得衰老、麻木，似乎已不感觉到花儿是美丽的了，再也没有赏花的逸兴了。而酒与诗人却变得多情起来，因为乱世颠沛，年华蹉跎，只好借酒浇愁。细味诗意，字字酸楚。

　　五、六句是痛定思痛的激愤语。乱离社会，世态炎凉，“贫”与“贵”，“陋巷”与“豪家”，一边是啼饥号寒，一边是灯红酒绿，相距何其悬远。有才华的人偏被压在社会最下层，沾不到春风雨露；尸位素餐者偏是高踞豪门，吟风弄月。诗句是对上层统治者饱含泪水的控诉，也是对自己“十年身事”的不平鸣。

　　泪干了，愤闷倾吐了，诗人转而强作笑颜：“且对一尊开口笑，未衰应见泰阶平。”“且对”一作“独对”，据题意以“且对”为允。泰阶，星名。古人认为泰阶星现，预兆风调雨顺，民康国泰。这两句是说：趁未衰之年，暂拚一醉，而破涕为笑，这是聊以解嘲；期望今后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是自许和自慰。诗人就是怀着这样美好的愿望而开怀一笑。这一笑，既透露着老当益壮的激情，也透露着期望社稷郅治的心理。

　　全诗以“泪”始，以“笑”结，前后照应，关锁严密。“泪”是回顾，“笑”是前瞻。“泪满缨”说明诗人遭遇十年辛苦不寻常；“开口笑”说明诗人满怀信心向前看。一泪一笑，总括全诗，字挟风霜，声振金石。

　　这是一篇不同凡响的咏梅佳作。

　　上片咏梅、惜梅。前两句咏叹梅花的出类拔俗。它不同凡花，虽春未到却独自冲寒而开；它洁白似雪，但冰雪却不具备它那醉人的幽香。后两句惋惜梅花的孤独寂寞。它虽傲姿凌霜，暗香袭人，却独处僻乡，无人欣赏。

　　下片赞梅。把梅栽在“竹篱竹舍”也罢，把梅栽在“玉堂琼榭”也罢，它都不改初衷：“两地不同栽，一般开。”

　　此词不仅描绘了梅花的外貌，而且揭示了梅花的品格，并以此暗示了作者本人虽怀才不遇却不肯放弃操守而随波逐流的情怀。在写法上，尽管通篇无一“梅”字，却使人感到笔笔都在写梅；尽管笔笔都在写梅，却又使人处处都联想到作者。构思巧妙，富于比兴，堪称咏梅佳作。

　　沈亚之落第还家，李贺写诗进行宽慰，这本是一般性的应酬之作。但是由于诗人的切身之痛，对科举制的体察，所以发出愤激之词，痛斥主考官有眼无珠，在光天化日之下“掷置黄金解龙马”可谓是字字珠玑，铿锵有力。

　　此诗以七言歌行体写成，十六句三次换韵，形成四句一段的结构特征。

　　开头四句写沈亚之下第“出都”。因下第，怀才不遇，故曰“怨”。桃花千里红，固然写眼前景，亦以此反衬内心之悲。

　　次四句追写沈亚之初次应试入京的情景。五六二句极赞其“书”之精，诗意与“书不中第”相对应，以突现礼部选材之不公。七八二句谓沈亚之远涉烟波，怀“雄光宝矿”之才华，上献春卿。

　　再次四句写礼部官员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辨优劣，致使沈亚之下第，重入家门。这四句获得清人姚文夑的极度赞赏。

　　最后四句则寄予厚望，鼓励朋友振作精神他日再试。诗为送别之作，需要为落第之友着想，因而“携笈”二句表示出对朋友的深切关怀。

　　诗中“古人三走”的典故用得贴切自然，画龙点睛。诗人慨叹沈亚之下第，其实就是慨叹自己下第，他慰勉沈亚之，也有自慰之意。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